作者：刘伟民/《中国国家历史》2015年第三期

1942年，中国为拱卫滇缅公路这条援华物资通道以及西南后方的安全，派遣远征部队进入缅甸与盟军抵御日本军队侵缅。陆军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于同年3月随部队自贵州兴义出发到达缅甸旧都曼德勒（Mandalay），卫戍曼城。

4月14日，刘放吾奉命率领所部113团增援英军，掩护中国远征军主力第5军西翼，于16日午后四时抵达曼德勒南部一个名叫巧克伯当（Kyaukpadaung）的小镇驻防。

其间战事风云变幻，4月16日夜间，负责西线的英缅军第1师以及家眷和记者、传教士等7500余人被迂回穿插的日军一部（按：第33师团214联队）切断退路，围困在巧克伯当西南约30英里一处名叫仁安羌（Yenangyaung）的油田地区，弹尽粮绝形势危急。17日一早，当时处在包围圈之外、焦急万分的英缅军司令斯利姆（William Joseph Slim）中将，听说我军新38师113团已抵达巧克伯当，精神一振，并立即驱车前往会晤。

斯利姆在《反败为胜》中，描述了会见刘放吾团长并下达命令的情形：“我在巧克伯当村里，一栋残存的建筑物楼上见到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而脸上却透出刚毅；他配戴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我们通过英军翻译官介绍握手后，旋即摊开地图言归正传。在叙述战况之间，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他了解我要他率团立即搭乘已备妥的卡车，迅速开往平墙河。我告诉他计划于18日清晨渡河攻击，以呼应英缅军一师突围。” 在解释完情况及下达命令后，斯利姆要求刘放吾立即行动，但刘放吾说若非经孙师长下令，113团不能离开巧克伯当。斯利姆为此解释说：“孙将军已受令归我指挥，如果他在此地，我会对他下令，他也会遵命。”刘团长虽然同意斯利姆的说法，却依然坚持要孙师长同意。在坚持一个半小时候后，斯利姆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终于露出微笑，而且同意照办。他为何改变主意我不得而知，猜测在我们对谈间，进出房间的官兵已将消息送达孙将军并获肯定回音。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斯利姆将军于4月17日上午11时签字发出的手令：“致113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贵团全部，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司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您。您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之敌。签名：W.J. Slim中将。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时。”

珍贵的一页——斯利姆将军面交刘放吾团长的亲笔手令

刘放吾在明确命令后，立即率领全团官兵向平墙河挺进，并派副团长曾琪随同英军战车队长先赴平墙河北岸附近侦查敌情及地形。部队于十七日午后到达战斗地区，英军配属轻型战车十二辆，炮二门，完成攻击准备。

18日清晨，刘放吾团长将113团下属3个营分别部署，第1营由营长杨振汉率领从公路左翼，第2营由营长鲁廷甲率领沿公路右翼发起进攻，第3营由营长张琦率领居中随时支援，以倒三角阵形沿公路两侧开始攻击日军滨河北岸第一道封锁线。

斯利姆将军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刘团长的指挥与部署。在18日拂晓攻击前，斯利姆将军对刘放吾团长领导攻击还有些不放心，他担心刘团长还会出现17日受命时的迟疑。斯利姆将军将这点疑虑告知于18日早晨赶到前线的孙立人将军，孙将军立即邀请斯利姆同往视察。这一视察让斯利姆对刘放吾团长印象更为深刻，在《反败为胜》中，斯利姆记载道：“刘上校似乎窥出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看看。’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他经由孙将军翻译解释连队部署，对军队的部署我相当满意并准备后退之际，刘上校说：‘我们再往连部走走。’斯利姆将军大吃一惊：‘我不确定在战斗即将开始的一刻，我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指挥所。’斯利姆甫抵达指挥所，攻击的枪炮声顿起。“上校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对刘团长的表现，斯利姆的评语是：“只有优秀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视察完部署后，斯利姆随即与孙将军回撤。

战事很快全部展开。113团面对的是战斗力很强、配备也很精良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是陆军中将樱井省三，他底下的一个步兵联队长是作间乔宜。他们不但有战车和大炮，还有一队飞机。十八日凌晨，113团在协同作战的英军战车及配属炮兵—当时英军有一个重炮队及一个战车队，十二辆十八吨的坦克都归刘团长指挥—掩护下，向平墙河北岸的日军采取两翼包围态势，开始攻击。这样一来，敌军包围了英军，我军包围了日军，日军腹背受敌，势至不利，但仍恃其精良配备，负隅顽抗，同时以巨炮及飞机向我军阵地猛烈轰射。我军以昂扬斗志，必胜信念以及炽烈火力，除施以两面夹击外，并向敌正面反覆冲杀，直到午后四时，敌军伤亡惨重，终于放弃阵地，纷纷涉水逃窜。当天晚上，我军一面就已占领各要点，彻夜固守，以防敌人反攻，一方面派小部队向当面之敌作扰乱攻击。

19日凌晨，刘放吾团长指挥全团趁黑渡过滨河，扑向日军阵地，此时的战斗较之18日更为激烈，113团士兵与日军短兵相接，凭借平常精良的训练与日军展开厮杀，将生死置之度外。日军多年来与中国军队作战几乎都是采取进攻态势，充满骄兵心态，日军第33师团自仙台编成离开日本后，从中国内地、东南亚一路横扫过来没有打过败仗，从来没遇到敢这样主动向他们发起进攻且战斗力十足的中国军队，本占兵力优势的日军尽被打懵了头。

但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其指挥官迅速调集兵力增援，拼命将113团阻截在滨河南岸距离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Twingon）约1英里阵地，使得113团对南岸阵地的争夺难度超过预期。从早上8点到午后1点，两军顶着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酷热对滨河南岸制高点501高地展开数次拉锯，每次阵地丢失，日军即以大队飞机和火炮向113团猛烈轰炸和炮击，日军侧面包抄的增援部队在战机大炮掩护下也全线向阵地反扑，随着战事延展，日军兵力不断投入到南岸501一线，两军继续展开白刃肉搏，在501高地及周边数座小山头间反覆冲杀，战斗趋于白热化。

处在主力梯队指挥部队的刘团长明白此战已无路可退，只能同日军决一死战，透过指挥网指挥各营连长官率部反覆冲杀，不断打退日军疯狂的反扑。刘放吾两次在上海直接面对凶顽的日军，累积相当的对日作战经验，今次指挥劣势兵力向日军发动攻势作战，流淌在军人血液中那种战斗至死的精神，使他和逆境中的113团全团战士爆发出巨大能量，与日军殊死相搏在异国的土地上。

血战至午后一时，刘团长终于指挥113团攻下日军设在滨河南岸的第二道封锁线，占领控制整个战场的501战略高地，再于午后三时攻入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自此油田区全部为我军克復，英军主力得以突围而出，被俘官兵及被困英美传教士、记者和家眷等亦陆续被救出，战至黄昏，日军被彻底击溃，纷纷溃逃至仁安羌镇区南部等待师团主力增援。

仁安羌战役中虏获的日本军旗

英军大部突围后，日军33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至集中到仁安羌南部，此时解围战斗已基本结束。如果不是刘放吾团长指挥113团拼死为英军及时打开日军封锁，待日军主力追至完成合围，战场形势会完全改观，被围英军后果将不堪设想，生死仅在一线之间。

后来，这批逃出生天的英军大部分在那场对盟军整个CBI战区乃至整个二战进程都有深远影响的一役——英帕尔（Imphal）会战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亚洲的敦克尔克由此而来，此为后话。

据当时合众社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 )记述，撤退途中英军遇到接应的113团将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的涕泗纵横庆祝生还，有的则握拳高呼：中国万岁！

整个仁安羌解围战，刘放吾团长指挥所部113团以不足一团仅八百余人之兵力，在一部分英军战车、重炮协同下击溃优势兵力之日军，击毙日军数百名，另俘虏日军3名，掳获敌旗帜武器弹药等甚多，救出被围数日之英军7000余人、为数甚多的马匹，另有被俘、被困之官兵、英美新闻记者、传教士和英军眷属等500余人均亦安全脱险，并夺回被敌军掳去之英方辎重及汽车百余辆，均悉数交还英方，缔造震惊中外之仁安羌大捷，实为我远征军入缅作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在这场解围战中，113团也付出营长张琦、连长顾纪常、刘竹秋、庄陶等共202名官兵牺牲的代价。其中负责主攻的第1营伤亡最大，战斗结束后，营长杨振汉曾一个人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滨河边热泪长流，眼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弟兄战死在异国他乡，情难自禁。

对张琦营长不幸阵亡，刘放吾团长有感伤也有遗憾，他说：“张琦中弹后，被抬下来还有口气，他对我说：‘团长，我不行了’。战斗中极力抢救，张琦不久即伤势过重而阵亡。后来我派一艘机帆船，将张琦遗体运往后方，因航道受阻只能水葬。”

作为中国远征军在第一阶段缅甸作战期间取得的一场标志性胜利，刘放吾指挥的这场仁安羌大捷不仅对中国的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格局等在多个方面产生了影响，极大鼓舞了当时国人及盟军的士气，同时也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此役之胜利，国内外各大报刊争先报道，全国为之沸腾，极大增强了国人对中国军队对抗日本军队之信心，同时也完全扭转了西方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军队的固有偏见和歧视心态，得到英军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认同和尊重。

仁安羌被拯救的这些英军部队亦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些被救出的众多英军将士，经过印度的重组和整训后成为缅甸反攻时的中坚力量，在缅甸反攻诸次战役与中国军队密切合作，共同为二战的整体战局做出重要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最终胜利埋下胜利的种子。

另外，在仁安羌大捷发生九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分别与美国、英国在华盛顿、重庆签定了平等互惠条约，以取代旧时之不平等条约，亦显见国际社会并未忽视我军对此役的贡献。

1942年4月，仁安羌大捷50周年前夕，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特别在美国芝加哥会见了时年已93岁的刘放吾将军，对他当年率兵解救英军的义举深致感激之意。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位世界级的领袖，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一位中国将军面谢感恩，这是所有中国军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整个中国民族的宝贵资产。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向刘放吾将军致谢忱，刘放吾将军次子刘伟民、媳王国媚夫妇随侍在侧

1992年6月10日，时任英国国防部长的马尔康．里佛金德（Malcolm Rifkind）代表英国官方正式致函刘放吾将军：「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写信告诉我：她4月在纽约（按：应为芝加哥）与您会晤，并告知1942年4月于缅甸仁安羌，您及您所领导的全团官兵，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缅第一师的英勇事迹。今年是此战役五十周年，该役发生在对日作战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最为艰苦的一场战役，贵团官兵为解救英军伤亡惨重，请让我在这里，向您和您领导的贵团官兵解救英军于危难的义举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英国国防部长马尔康·里佛金德致刘放吾将军感谢信

美国总统布什也于当年7月27日致函刘放吾将军表示：“二次大战仁安羌战役中，您领导的中国远征军113团的英勇作战，虽然不少勇士为此捐躯。在此役五十周年之际，我愿代表国家，感谢您解救五百美国记者、传教士、家属及数千英军的英勇行为。”

美国总统布什致刘放吾将军感谢信

当时跟随史迪威将军的魏曼（Willard G. Wyman）上校（按：后任美国四星上将）曾感叹的写下 “第113团的故事真是一个壮丽的诗篇（The story of the 113th regiment is really an epic）。”

 

附录1：现年96 岁、仁安羌战役被救唯一还在世的英国退役陆军上尉杰拉德•费茨派垂克（GERALD FITZPATRICK），以亲身经历完成著作《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中国军队救了英国人》），作为对仁安羌战役的见证。

1942年4月19日，我亲眼目睹了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军队。当时，我看到开来了多辆斯图贝克卡车，每辆车上都载着五、六十名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随后他们下车并穿过平墙河岸大片的平坦沙地，时间的安排不可能比这更好了。维克多•斯蒂文斯（Victor Stevens）和我（当时均为少尉）以及来自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K.O.Y.L.I.）的19名士兵尽管极度的疲惫和绝望，但仍然拔除了可以俯视宽阔的平墙河的日军重要据点。这次行动为中国军队迅速渡河并对盘踞在仁安羌镇的日军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就在同一个地方，两天前，日军俘虏了来自英国皇家恩尼斯基伦燧发枪手团（The Royal Inniskilling Fusiliers）的一个连的全部士兵。当时他们使用和中国士兵一样的方法渡河，不料却陷入了日軍精心设计的包围圈。 

小山上有座石头建筑物，从这个位置可以安心的观察中国军队的攻击过程。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如破竹，其效率和壮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战术完全适应当地油田崎岖的地形。我从全景角度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总体部署和行动过程。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中国军队训练有素、步调一致，令人震惊；三名指挥官身着军官制服，有别于其他士兵，每个指挥官按照预先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他们身边都跟着一个携带着不同的信号旗的旗手。士兵们根据指挥官身边负责传达命令和消息的司号手的指示，迅速加入各自单元并集结在旗帜后面，整个部队行动一致，没有丝毫延误。他们兵分三路，一路向西面的依洛瓦底江方向挺近，一路在中间，另一路通过公路进入我们的阵地。

当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敌方阵地的步枪和机枪火力立刻增强，这说明日军正在集结和加强兵力，显然是准备向我们的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阵地发起反击。随着中国军队蜂拥前进，战场上硝烟四起。这些非常有纪律性的部队，在进攻时像首美丽的诗篇，也像是壮丽的盛典。

随着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我们知道：和八天前东京玫瑰在西贡电台里叫嚣的恰恰相反，日本军队才是面临着“在缅甸中部战场被围歼”危险的一方。

中国军队开始出现伤亡，维克多•斯蒂文斯和我在石头建筑内搭建了一个救护站，尽我等所能处理和包扎战士的伤口，很多人的胳膊、腿和身体上都是枪眼。我不会说中文，中国人也不会说英语。维克多•斯蒂文斯将床单撕开，为受伤的中国士兵包扎。尽管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但中国士兵的面庞看起来就像上等瓷器一样精致，我感觉他们还要更加年轻。

夜幕降临不久，中国军队从原路撤退，他们悄然无声的渡过了平墙河并回到卡车上。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不到四个小时，却给日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日军伤亡惨重，他们歼灭英国军队的企图严重受挫。中国军队发动这种开放式的正面进攻，一定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中国军队进入阵地，完成进攻任务，然后撤退。英国军队当时缺乏粮食、水、弹药和药品，部队中疟疾和其他疾病肆虐。我，作为唯一的一名英国军官，和我的部下有幸目睹了这一幕罕见且壮观的攻势；像一个适合缅甸中部地形地貌的最完美的作战机器在运作，是如此的基本纯熟，简单有效，干净利落。的确，作为一名军官，我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目睹这场战役。

这次成功的拯救行动发生在4月19日，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早已抛弃了在缅甸的英国军队。据记载，他在4月1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传达了这样的讯息：“我认为日本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在缅甸长驱直入”，当时英国政府已停止向驻缅英军提供补给和增援。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得悉英军最高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Alexander）在抵达缅甸的第二天，即1942年3月6日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他说“缅甸已经无法挽救”。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已经向丘吉尔做了汇报。丘吉尔的讯息被无耻的密封了三十年。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重创了日军在缅甸的迅速推进，以至于日军必须停下来等待后援，而英国的战史却刻意忽略了这次战役。中国军队打乱并延阻了日本军队精心准备的进军计划，为混乱不堪、忍饥挨饿的残余英国军队向北脱逃提供了仅有的一次机会。

亚历山大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了中国人的作用；在“亚历山大回忆录第七卷 – 缅甸”（第93页）他写道“中国军队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但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刘放吾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113团的这场华丽壮观，犹如史诗般的仁安羌战役，我是重要的且仅存的见证者。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我一直在讲述这个故事，但却被历任首相和国防大臣一再否定。直到今年八月，我收到了刘放吾女儿刘伟华的来信。读完她的来信，我对我妻子派垂夏（Patricia）（当时她还没有读完这封信）说：“我们必须尽快和这位女士见面”；不计任何成本！我已经93岁了，所以必须加快行动步伐。我们在2012年9月16日抵达美国。在机场我第一次见到了刘伟华和她的弟弟刘伟民，我告诉他们，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次见面。见到了刘放吾的子女，我对此感到非常非常满意。仁安羌战役是痛苦的回忆，但我无法逃避！

杰拉德•费兹派翠克 ( 亲笔签名并注明当年部队番号） 上尉，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GSO 3( 作战部参谋）HQ. B.A.O.R.，
2012年9月23日

 

附录2：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祭文

为了了却父亲刘放吾将军生前的心愿，也让在战役中牺牲的前辈英灵能够长眠安息，我在2013年1月13日当年盟军与日军战况最激烈，也是伤亡最惨重的缅甸仁安羌战场建成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第一座纪念碑——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并镌刻祭文于碑上：

魂兮归来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建成亦碑亦塔。
碑者，意在彰显中国军人抒忠赴难，浴血锋镝，攻歼奏捷，扬休异域。
塔者，意在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让忠魂长眠安息。
塔高七层，寓意佛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碑塔坐南朝北，为英灵归乡之方向，矗立仁安羌古战场，正是当年伤亡最惨重的地方。
七十年前，我中华健儿，为国家，为民族，反侵略，反强权，拋妻弃子，背井离乡，义无反顾，迈向战场，不顾白发爹娘倚闾而望，用青春的生命，救盟军于覆亡。
我一一三团八百壮士，伤亡过半，二百零二忠魂，捐躯沙场，尸骨无存，客死他乡，朝朝暮暮，不知魂归何方。
先父生前每念及此，心中无限悲凉。
我刘家后人深体先父心愿，多年以来，念兹在兹，不敢或忘。
今碑塔建成，愿我前辈英灵，沿碑塔之所向，魂归故国，重返梓乡，领家人之祭祀，享骨肉之蒸尝。
碑塔矗立，赋英雄尊严，昭前辈荣光。碑上英名无法周详，忠魂伟绩，必随此役，光耀千秋，史册辉煌。中华儿女，后代子孙，永远铭记，万世景仰。

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之子刘伟民敬志。
公元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三日。

缅甸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及祭文《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