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民，湖南桂阳人，中国远征军缅甸仁安羌大捷第113团团长刘放吾之子。台湾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美国犹他大学土木工程硕士。美国华裔企业家，美国圣母大学刘氏亚洲研究学院捐赠创办人，美国圣母大学基奥全球事务学院院士，美国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董事，美国南加州大学咨询董事，马英九基金会董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我从小就喜欢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首《出塞》诗。74年前，父亲率领湖湘子弟远征异域，抗击日寇，保卫祖国的西南大后方。那份忠肝义胆与当年飞将军李广挥师出关，抗击胡虏，捍卫大汉江山的那份干云豪气，今古辉映。

1942年4月20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缔造仁安羌大捷。这是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军队在境外取胜之首役。「中国历史年鉴」将仁安羌大捷解救英军列为1942年里的重要大事记，而当年领导远征军新38师113团，以不足一团的兵力浴血奋战，立功异域的刘放吾团长就是我的父亲。

刘放吾将军马上英姿

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前，日军在亚洲战场气焰嚣张、势如破竹。1940年9月侵入越南，截断滇越铁路，堵死中国经越南海防与国外的交通路线。1941年底更进一步向美国挑战，偷袭珍珠港，并先后攻占关岛、汶莱、香港，1942年初又先后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并控制新加坡、爪哇，3月上旬更进占缅甸首都仰光。日军进攻缅甸，不但使盟军士气遭受进一步打击，中国经缅甸对外唯一的交通孔道也危在旦夕。

日军占领仰光后，分兵三路北犯，盟军亦分三路迎敌。中国远征军第5及第6军分别担任正面及左翼作战，英军则以右翼伊洛瓦底江沿线为主要守备区。4月14日，右翼英缅军一师放弃马格威北撤改守仁安羌，日军33师团三个联队约13000余众，其中213荒木联队沿英军退却方向一路追击，215原田联队沿伊洛瓦底江溯江而上，214作间联队配备特种兵穿插迂回，迅速占领仁安羌油田区附近，断绝英军归路，在4月16日夜间至17日凌晨，将英缅军一师包围于仁安羌油田东北、平墙河以南地区。另一部兵力渡过平墙河，在北岸也建立封锁线，并将英军与前哨部队的弹药、医药及粮食等补给线隔断，且采取双线封锁，令英军无法接近水源。

马格威弃守，影响第5军防线，司令长官罗卓英为掩护第五军侧背，并应缅甸战区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请求，于14日下午5时命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派一团兵力开赴巧克柏当增援英军。第113团团长刘放吾在接到命令后，立刻率部于16日午后4时赶到目的地布防。

英缅军一师被困于日军的双线封锁间，情况十分危急，当时的英缅军司令斯利姆将军（William Slim）在他后来的著作《反败为胜》（Defeat into Victory）中回忆这段往事指出，英缅军由于粮水不继在烈日炙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筋疲力竭，再受到日军猛烈轰击，死伤惨重，实际上已濒临“崩溃”的地步。17日，斯利姆将军听说中国远征军113团已抵达巧克柏当，精神一振并立即驱车前往会晤。斯利姆在《反败为胜》中描述了会见刘放吾团长并下达命令的情形：“我在巧克柏当村里一栋残存的建筑物楼上见到刘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透出刚毅；他佩戴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我们通过英军翻译官介绍握手后，旋即摊开地图言归正传。在叙述战况之间，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他了解我要他率团立即搭乘已备妥的卡车，迅速开往平墙河，我告诉他计划于18日清晨渡河攻击，以呼应英缅军一师突围。”在解释完情况及下达命令后，斯利姆要求立即行动，但“他说若非经孙师长下令，他不能离开巧克柏当”，斯利姆解释：“孙将军已受令归我指挥，如果他在此地我会对他下令，他也会遵命。”刘团长虽然同意斯利姆将军的说法，却依然坚持要孙师长同意，在坚持一个半小时后“他终于露出微笑，而且同意照办。他为何改变主意我不得而知，猜测在我们对谈间，进出房间的官兵已将消息传达孙将军，并获肯定回音”，“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斯利姆将军于4月17日上午11时签字发出的手令：“致113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贵团全部，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司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您。您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之敌。签名：W.J. Slim中将。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时。”

珍贵的一页——斯利姆将军面交刘放吾团长的亲笔手令

刘放吾在明确命令后，立即率领全团官兵向平墙河挺进，并派副团长曾琪随同英军战车队长先赴平墙河北岸附近侦查敌情及地形。部队于十七日午后到达战斗地区，英军配属轻型战车十二辆，炮二门，完成攻击准备。

18日清晨，刘放吾团长将113团下属3个营分别部署，第1营由营长杨振汉率领从公路左翼，第2营由营长鲁廷甲率领沿公路右翼发起进攻，第3营由营长张琦率领居中随时支援，以倒三角阵形沿公路两侧开始攻击日军滨河北岸第一道封锁线。

斯利姆将军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刘团长的指挥与部署。在18日拂晓攻击前，斯利姆将军对刘放吾团长领导攻击还有些不放心，他担心刘团长还会出现17日受命时的迟疑。斯利姆将军将这点疑虑告知于18日早晨赶到前线的孙立人将军，孙将军立即邀请斯利姆同往视察。这一视察让斯利姆对刘放吾团长印象更为深刻，在《反败为胜》中，斯利姆记载道：“刘上校似乎窥出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看看。’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他经由孙将军翻译解释连队部署，对军队的部署我相当满意并准备后退之际，刘上校说：‘我们再往连部走走。’斯利姆将军大吃一惊：‘我不确定在战斗即将开始的一刻，我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指挥所。’斯利姆甫抵达指挥所，攻击的枪炮声顿起。“上校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对刘团长的表现，斯利姆的评语是：“只有优秀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视察完部署后，斯利姆随即与孙将军回撤。

战事很快全部展开。113团面对的是战斗力很强、配备也很精良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是陆军中将樱井省三，他底下的一个步兵联队长是作间乔宜。他们不但有战车和大炮，还有一队飞机。十八日凌晨，113团在协同作战的英军战车及配属炮兵—当时英军有一个重炮队及一个战车队，十二辆十八吨的坦克都归刘团长指挥—掩护下，向平墙河北岸的日军采取两翼包围态势，开始攻击。这样一来，敌军包围了英军，我军包围了日军，日军腹背受敌，势至不利，但仍恃其精良配备，负隅顽抗，同时以巨炮及飞机向我军阵地猛烈轰射。我军以昂扬斗志，必胜信念以及炽烈火力，除施以两面夹击外，并向敌正面反覆冲杀，直到午后四时，敌军伤亡惨重，终于放弃阵地，纷纷涉水逃窜。当天晚上，我军一面就已占领各要点，彻夜固守，以防敌人反攻，一方面派小部队向当面之敌作扰乱攻击。

19日凌晨，刘放吾团长指挥全团趁黑渡过滨河，扑向日军阵地，此时的战斗较之18日更为激烈，113团士兵与日军短兵相接，凭借平常精良的训练与日军展开厮杀，将生死置之度外。日军多年来与中国军队作战几乎都是采取进攻态势，充满骄兵心态，日军第33师团自仙台编成离开日本后，从中国内地、东南亚一路横扫过来没有打过败仗，从来没遇到敢这样主动向他们发起进攻且战斗力十足的中国军队，本占兵力优势的日军尽被打懵了头。

但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其指挥官迅速调集兵力增援，拼命将113团阻截在滨河南岸距离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Twingon）约1英里阵地，使得113团对南岸阵地的争夺难度超过预期。从早上8点到午后1点，两军顶着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酷热对滨河南岸制高点501高地展开数次拉锯，每次阵地丢失，日军即以大队飞机和火炮向113团猛烈轰炸和炮击，日军侧面包抄的增援部队在战机大炮掩护下也全线向阵地反扑，随着战事延展，日军兵力不断投入到南岸501一线，两军继续展开白刃肉搏，在501高地及周边数座小山头间反覆冲杀，战斗趋于白热化。

处在主力梯队指挥部队的刘团长明白此战已无路可退，只能同日军决一死战，透过指挥网指挥各营连长官率部反覆冲杀，不断打退日军疯狂的反扑。刘放吾两次在上海直接面对凶顽的日军，累积相当的对日作战经验，今次指挥劣势兵力向日军发动攻势作战，流淌在军人血液中那种战斗至死的精神，使他和逆境中的113团全团战士爆发出巨大能量，与日军殊死相搏在异国的土地上。

血战至午后一时，刘团长终于指挥113团攻下日军设在滨河南岸的第二道封锁线，占领控制整个战场的501战略高地，再于午后三时攻入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自此油田区全部为我军克復，英军主力得以突围而出，被俘官兵及被困英美传教士、记者和家眷等亦陆续被救出，战至黄昏，日军被彻底击溃，纷纷溃逃至仁安羌镇区南部等待师团主力增援。

仁安羌战役中虏获的日本军旗

英军大部突围后，日军33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至集中到仁安羌南部，此时解围战斗已基本结束。如果不是刘放吾团长指挥113团拼死为英军及时打开日军封锁，待日军主力追至完成合围，战场形势会完全改观，被围英军后果将不堪设想，生死仅在一线之间。

后来，这批逃出生天的英军大部分在那场对盟军整个CBI战区乃至整个二战进程都有深远影响的一役——英帕尔（Imphal）会战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

据当时合众社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 )记述，撤退途中英军遇到接应的113团将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的涕泗纵横庆祝生还，有的则握拳高呼：中国万岁！

整个仁安羌解围战，刘放吾团长指挥所部113团以不足一团仅八百余人之兵力，在一部分英军战车、重炮协同下击溃优势兵力之日军，击毙日军数百名，另俘虏日军3名，掳获敌旗帜武器弹药等甚多，救出被围数日之英军7000余人、为数甚多的马匹，另有被俘、被困之官兵、英美新闻记者、传教士和英军眷属等500余人均亦安全脱险，并夺回被敌军掳去之英方辎重及汽车百余辆，均悉数交还英方，缔造震惊中外之仁安羌大捷，实为我远征军入缅作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在这场解围战中，113团也付出营长张琦、连长顾纪常、刘竹秋、庄陶等共202名官兵牺牲的代价。其中负责主攻的第1营伤亡最大，战斗结束后，营长杨振汉曾一个人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滨河边热泪长流，眼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弟兄战死在异国他乡，情难自禁。

对张琦营长不幸阵亡，刘放吾团长有感伤也有遗憾，他说：“张琦中弹后，被抬下来还有口气，他对我说：‘团长，我不行了’。战斗中极力抢救，张琦不久即伤势过重而阵亡。后来我派一艘机帆船，将张琦遗体运往后方，因航道受阻只能水葬。”

作为中国远征军在第一阶段缅甸作战期间取得的一场标志性胜利，刘放吾指挥的这场仁安羌大捷不仅对中国的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格局等在多个方面产生了影响，极大鼓舞了当时国人及盟军的士气，同时也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此役之胜利，国内外各大报刊争先报道，全国为之沸腾，极大增强了国人对中国军队对抗日本军队之信心，同时也完全扭转了西方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军队的固有偏见和歧视心态，得到英军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认同和尊重。

仁安羌被拯救的这些英军部队亦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些被救出的众多英军将士，经过印度的重组和整训后成为缅甸反攻时的中坚力量，在缅甸反攻诸次战役与中国军队密切合作，共同为二战的整体战局做出重要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最终胜利埋下胜利的种子。

一一三团的胜利，得到蒋委员长的肯定，对缅甸战局的好转亦有所期待。战斗于4月19日结束，20日的日记有如次记载，曰：

我孙立人师之刘团在叶南阳（按：仁安羌）油田中心区击退敌军，救出英缅军7,000人，而叶南阳亦得克復，经此一战，乃缅战转胜之机乎？

另外，在仁安羌大捷发生八个月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分别与美国、英国在华盛顿、重庆签定了平等互惠条约，以取代旧时之不平等条约，为中英南京条约后中国的百年屈辱，画下句点，亦显见国际社会并未忽视我军对此役的贡献。

当时跟随史迪威将军的魏曼（Willard G. Wyman）上校（按：后任美国四星上将）曾感叹的写下 “第113团的故事真是一个壮丽的诗篇（The story of the 113th regiment is really an epic）。”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以不足一团的兵力约800余人对日军的一个师团，在军力、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出奇制胜一举击溃日军的包围，解救盟军于危亡之中，震撼了东亚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战史被扭曲，而当年打赢这场战役的刘放吾团长，不但战功被抹杀，还受到了许许多多的冤屈。

刘团从仁安羌到卡萨再穿越满根大山，然后全团泅水横渡清德温江到达印度，前后苦战数十日，官兵极度疲劳，弹药殆尽，一路上餐风宿露，官兵大多生病。部队在印度归还建制，成为“最光荣的一团，最后离出战场！”

父亲追随孙将军多年，他只能尽心完成交付使命，绝口不提仁安羌战功被抹杀的委屈。英缅军第一军团长斯利姆将军清楚地指出：刘放吾团长在仁安羌率领第113团攻击日军（Lead the Attack：Defeat into Victory P66）。但是坊间的书籍却鲜少提及刘团长，1963年才会发生轰动港澳台的“冒牌将军案”；杜聿明将军的回忆录，甚至无中生有地把113团团长写成孙继光；其他道听途说，东抄西写有关仁安羌大捷的文章更是不一而足。父亲看在眼里，只有摇头叹息。

1963年，香港的华侨、大公及星岛三家华文报纸及英文《虎报》，还有澳门、台湾的媒体都以极大篇幅刊出了「冒牌将军」林彦章被捕的消息。关于这个热门社会新闻的来龙去脉，要追溯到当年刘放吾率团在仁安羌指挥取得胜利之后，由于当时戎马倥偬，大部分被救出的英军只记得率军拯救他们的是一位团长，却没能记住这位团长的相貌和姓名。而后刘放吾携家人赴台，经历坎坷困顿，平淡度日。当年仁安羌一役之经过，却因各种原因长期以讹传讹，真英雄刘放吾被埋没。

上世纪50年代英国驻香港三军总司令菲士廷将军，曾率领英印第36师多次在缅甸战役中与中国驻印军并肩作战，因而结下情谊。国共内战期间先后有不少国军将领避居香港，对于在印缅时期并肩作战过的战友，菲士廷对他们特别用心关照。

骗子林彦章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包装冒充仁安羌大捷中拯救过英军的刘团长，并借此骗取到菲士廷的信任，到处招摇撞骗，捞取大量钱财，直至1963年8月东窗事发，林彦章在香港被捕才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事发之后，所有的媒体都问，既然林彦章冒充刘团长，那这个刘团长到底是谁？现在又在哪里？」经过媒体到处寻找，最终在台湾屈尺煤矿找到当时113团第一营营长杨振汉，杨营长向记者们详细地叙述了仁安羌战役的整个过程，记者再循迹在屏东找到了仁安羌一战真正的直接指挥官——刘放吾。

1963年10月18日，台湾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以显著的篇幅刊出大半版标题为“光荣战史从头说 真假将军揭谜底”的新闻报导。至此，「真假将军」的谜底彻底揭晓，刘放吾将军当初率领113团弟兄们用生命和鲜血解救英军这段光荣战史得以还原，真将军的故事和113团战士们的英勇事迹方为世人所知。

《征信新闻报》新闻报导《光荣战史从头说 真假将军揭谜底》

1992年4月11日，美国《世界日报》在醒目位置刊出标题为「仁安羌战役五十周年 英国军民不忘救援恩 佘彻（按：撒切尔夫人另译）特向刘放吾致谢」的新闻报导。至今我仍清楚的记得，四月初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我和内人王国媚推着当年已经93岁高龄，坐在轮椅中的父亲刘放吾将军，恭候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莅临。撒切尔夫人这个名字在世界上早已家喻户晓，想到此刻马上就要见到这位号称“铁娘子”的领袖人物，我们心中充满着期待。

撒切尔夫人出现的时候，我感到眼前一亮，她身着一袭红色外套和黑色长裙。她一看到我父亲，立刻快步上前，俯身下来，亲切的握着父亲的双手。她那雍容的气质体现出一种世界领袖的风范，一时间，我真不敢相信，现在紧握着我父亲双手的，正是名贯中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非常感性的对父亲说道：“老将军，我听过太多您的故事了，您当年不但解救了七千英国军人的性命，也同时解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想想看，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到了第三、第四代了，他们的性命都是您救的。今天，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您表示我深深的感谢之意，希望将来有时间，能坐下来听您详细讲述当年怎么打赢仁安羌战役。”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向刘放吾将军致谢忱，刘放吾将军次子刘伟民、媳王国媚夫妇随侍在侧

霎时间，我看到父亲充满笑容的脸上，浮现出异样的光彩，眼眶中感动的都是泪水。料想这可能是父亲战役后50年来第一次听到这样温馨的话语。他回答说：“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责，英军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当友军遇到危难的时候，解救他们，也是应该的。”

和父亲朝夕相处，知道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更不善表露感情的人，解救英军虽然替国家立下了辉煌战功，但在半个世纪以来却也受尽了委屈。这一刻，可能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安慰。

1992年6月10日，时任英国国防部长的马尔康•里佛金德（Malcolm Rifkind）代表英国官方正式致函刘放吾将军：“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写信告诉我：她4月在纽约（按：应为芝加哥）与您会晤，并告知1942年4月于缅甸仁安羌，您及您所领导的全团官兵，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缅第一师的英勇事迹。今年是此战役五十周年，该役发生在对日作战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最为艰苦的一场战役，贵团官兵为解救英军伤亡惨重，请让我在这里，向您和您领导的贵团官兵解救英军于危难的义举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英国国防部长马尔康·里佛金德致刘放吾将军感谢信

美国总统布什也于当年7月27日致函刘放吾将军表示：“二次大战仁安羌战役中，您领导的中国远征军113团的英勇作战，虽然不少勇士为此捐躯。在此役五十周年之际，我愿代表国家，感谢您解救五百美国记者、传教士、家属及数千英军的英勇行为。”

美国总统布什致刘放吾将军感谢信

在撒切尔夫人代表英国和英国人民谢恩的两年后，父亲以95岁高龄辞世。

这些迟到50年，来自英美元首的感谢、赞扬与肯定，固然是父亲生前最大的安慰，也是对当年追随我父亲113团全体弟兄们最大的安慰。

说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73年前的一场战役，结下了一位英国世界级的领袖与一位中国将军50年后相会芝加哥的因缘际会，更为二战历史创造了一段传奇佳话，这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是冥冥中的注定。

20多年来，撒切尔夫人当年说的那段感恩的话语和她谦恭地俯身紧握父亲双手的身影经由媒体广泛的报导早已深入全国人心，家喻户晓。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位世界级的领袖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向一位中国的将军面谢感恩，这是所有中国军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资产。

《世界日报》报导英国退役上尉费兹派翠克夫妇专程来美向刘放吾将军后人致谢

2012年9月18日美国《世界日报》刊出大字标题“仁安羌大捷 英老兵谢恩”，副标题“还原中国军队救人佳话 来美谢远征军团长刘放吾后人”的报导。曾随英缅第一师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奇迹倖存的英国二战陆军上尉费兹派翠克（Gerald Fitzpatrick），尽管已经93岁高龄，毕生首度踏上美国本土，目的只有一个，向当年领导中国远征军113团以寡敌众解救英军于危难的团长刘放吾将军的后代当面致谢。

在会面期间，他留下了两页亲笔签名的资料，详细描述了他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仁安羌战役。作为当年被救的英军，如今唯一倖存的老兵，这份资料弥足珍贵。我特别留意到这份资料中的一段文字：“亚历山大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了中国人的作用：在《亚历山大回忆录》第七卷—缅甸（第93页）他写道‘中国军队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但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已故刘放吾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113团的这场华丽壮观、犹如史诗般的仁安羌战役，我是重要的且仅存的见证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我一直在讲述这个故事，但却被历任首相和国防大臣一再否定。”

二战期间的缅甸战场，是英军乃至英国最黑暗，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段历史。尽管英国老兵到处奔走并著书呼吁英国政府正视历史，承认并重视中国军队对此役的牺牲与贡献，却四处碰壁，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听到他在英国数十年来遭遇的挫折，我们整个家族对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明辨是非、尊重历史的勇气和智慧感到无限的怀念和敬佩。

在台湾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和“国防部长”高华柱的精心安排下，在英国倍受挫折的二战老兵费兹派翠克和夫人于2013年3月23日抵达台北，受到国府为期一周的隆重礼遇。马“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他们伉俪时，对其还原历史所做的贡献表达了高度谢忱，并提到：“刘将军与113团官兵的英勇事迹，一直隐没逾半世纪之久，直到1992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造访刘将军，此事迹才公诸于世。其后我政府也特别颁发刘将军褒扬令，表彰渠卓越贡献。”

马“总统”又指出，“此役我军虽击退日军，但伤亡惨重，且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异常艰辛，我军能于其时赢得第一场胜仗，不但盟军士气大振，亦为抗战史上境外取胜之首役，极具正面意义。另外，在此役发生后的八个月，中国分别与美国、英国在华盛顿、重庆签定了平等互惠新约，以取代旧时之不平等条约，亦显见国际社会并未忽略我军对此役的贡献。”仁安羌大捷为中英南京条约后中国的百年屈辱，画下句点。

马英九“总统”追颁刘放吾将军「总统褒扬令」

英国退役上尉费兹派翠克献给刘放吾将军及其子女的
《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中国军队救了英国人）》一书封面和内页

作为仁安羌战役唯一仍然在世的英国被救老兵，时年94岁的费兹派翠克在2013年以亲身经历完成著作《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中国军队救了英国人）》，并以此书献给刘放吾将军和他的子女以感谢中国军人当年的救命之恩。该书还原了仁安羌战役的真相，彰显了中国军人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2014年6月16日，我与妻子王国媚，还有费兹派翠克夫妇，应台湾邀请作为贵宾参加由马“总统”主持的黄埔建军九十週年纪念阅兵大典，并列主席台前排马“总统”身边，以彰显“荣耀与传承”的黄埔精神。我并于次日由妻子陪同，接受国府最高规格礼遇，于台北圆山忠烈祠担任主祭官，祭拜国军阵亡将士与先烈。

2014年9月3日，马“总统”特别邀请我参加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的中枢秋祭大典。典礼当中，首度播放一部18分钟的纪念远征军的国家记录影片。典礼结束后，马“总统”与我握手亲切致意，并说道：“您父亲的战绩，我们已经放在影片里了。撒切尔夫人在芝加哥会见您父亲，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同年4月22日，马“总统”在“总统府”接见我率领的空军子弟学校旅美加校友联谊会致敬访问团时，说道：“仁安羌大捷促成废除不平等条约，也完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嘱中的遗愿。”“令尊刘放吾将军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2014年9月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国际论坛」刊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的一篇专栏“抗战胜利， 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文章中写：“1942年春，刘放吾率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仁安羌解救了被日军围困的7000余英军及家属。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当时，美国明确表示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主要力量，但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尚有怀疑。从丘吉尔的怀疑到撒切尔夫人的亲自致谢，证明抗日战争使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不是大国赐予的，而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长期浴血奋战获得的。”

2013年1月13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第一座纪念碑——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在当年盟军与日军战况最激烈，也是伤亡最惨重的缅甸仁安羌古战场建成，了却了父亲刘放吾将军生前的心愿，也让在战役中牺牲的前辈英灵能够长眠安息。

该碑落成典礼庄严隆重，是海峡两岸三地“首次”共同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先烈的一场盛会。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的落成受到海内外媒体的空前关注，《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南方日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联合报》及众多报章杂志等纷纷予以大幅度报导，极大鼓舞了全国同胞的民心士气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操。其他如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东森电视、上海及北京卫视，以及各大小网站等也都在不同的时间里对刘伟民的事迹、刘放吾将军的生平与仁安羌大捷故事做了广泛的报导。

缅甸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及祭文《魂兮归来》

当时，应邀参加盛会的上海文史馆副馆长及《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先生在2013年《世纪》杂志第2期刊出了图文并茂，一共六页的专题报导：“由中国远征军新编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次子刘伟民发起建造的仁安羌纪念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人在缅甸也是在海外修建的第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该碑落成典礼隆重庄严，是海峡两岸三地首次共同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先烈的一场盛会，受到海内外媒体的空前关注，纷纷予以报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两个栏目摄制组，不但播新闻，还制作了专题节目。…… 仁安羌大捷中有202位官兵牺牲。刘伟民说，父亲生前从不提战功，却常说当年带出去的子弟兵，许多却永远再也无法把他们带回来。看不到妻儿，见不到爹娘，这些年轻的生命，为国家为民族战死沙场，甚至尸骨无存，先父每次和儿女提及此事，都会感慨而唏嘘。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老人家心底里的那份心酸和悲凉。近年来令刘伟民倍感伤痛难忍的是，二战之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和墓碑大多被铲平，以致中国在二战中用鲜血建成的功勋遗迹也被一一抹去；而英国在仰光建立的国家公墓，气势恢宏，整个大英国协在二战中在缅甸阵亡的战士，有遗骸的，没有遗骸的，有名的，无名的，都在那里得到了安息和祭奠。即便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也在战后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缅甸日军曾经作过战的地方，修建大量慰灵纪念碑，甚至连战马都受到供奉。‘我们的父辈，中华民族的英雄，为国家牺牲生命，七十年来，竟落得客死他乡，魂归无处，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我们身为远征军的后人，面对此情此景，心中能无感慨？’这种油然而生的愤慨最后使他和刘家后人决定要尽一切所能去了却父亲最后的遗愿——修建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当刘伟民站在纪念碑前，面朝英魂朝思暮想的故土，高声诵读由他用心血写就并镌刻在纪念碑上的祭文《魂兮归来》，一字一句，撼人心魄，令听者动容。仪式结束后，刘伟民在纪念碑前接受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记者采访，讲到那些牺牲在仁安羌的先烈，总是不能自抑地眼红哽咽。他有一段话至今仍在记者耳边响起：‘想想看，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前辈，他们也是爷娘的儿孙，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许多更是无名英雄，我们这些后辈今后无论如何宣传，如何纪念，如何歌颂都不为过！’”

2013年7月7日，「七七事变」76周年，父亲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仁安羌战役中阵亡官兵的灵位被迎回老家湖南、入祀南岳衡山忠烈祠——这是71年来“第一次”中国远征军的灵位入祀「中国国家忠烈祠」。数千人观礼的迎灵大典庄严隆重。在大会和之后媒体的访问中，我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感受：“从缅甸的仁安羌到衡阳，不能算是一个很长远的旅程，却花了整整71年漫长的岁月，父亲的子弟兵终于回到他们的家乡。我有幸能够陪伴前辈英灵走完回乡的最后一程，今后，烈士英灵在湖南衡山忠烈祠能长眠安息。在这里有祖国的风，祖国的云，同胞们的关怀，家人的温馨。也希望后代子孙永远记得这一场战役、记住这一段历史。”

“不信正义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我们在这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週年，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些英雄烈士们他们身后的那些女人：他们的妻子、他们的母亲。想想看，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为国家、为民族抗敌沙场，不知道什麼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回不回得来。

我母亲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缅甸仁安羌大捷后，父亲带领113团奉命掩护英军及我军撤退，在卡萨转战多时，终于翻山越岭，突出重围，望到一江之隔的印度。在渡江前，他发出两通电报，分别致师部及军委会，称“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全团然后趁着黑夜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但无线电在渡江时浸水受损。父亲说，团队渡江后无法与师部联络，在音讯全无的情况下，传说刘团全军覆没，母亲于都匀闻讯当场昏厥。

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张题为“吾的家“的照片。这张照片我父亲一直留在身边，保存了数十年，照片上是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左右是我哥哥姐姐，母亲坐着，手上抱着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婴，胖胖嘟嘟非常可爱，他是我的二哥，照片下方有我父亲亲笔写的”吾远征缅印，如等留都匀“（“吾“是指父亲刘放吾，”如“是指母亲柳振如）。父亲出征缅甸时，二哥正要出生；父亲远征回来，二哥已因病缺乏医疗而去世。父亲在缅甸仁安羌能够解救7000多英国军人的生命，却无法救回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他离开家的时候没有看到自己儿子的生，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儿子的死，留在身边的是一张黑白照片和一辈子永难磨灭的伤痛记忆。对我母亲来说，她所经历的是“丈夫的生离，孩子的死别”。难道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妻子的宿命？

刘放吾将军遗物中照片「吾的家」

世上还有那些更不幸的，是那些在战场上为国家牺牲的官兵们，他们的英灵流芳千古！我题写并镌刻在仁安羌大捷纪念碑上的祭文《魂兮归来》，许多人在诵读的时候，会感动流泪：“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建成亦碑亦塔。碑者，意在彰显中国军人抒忠赴难，浴血锋镝，攻歼奏捷，扬休异域。塔者，意在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让忠魂长眠安息。塔高七层，寓意佛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碑塔坐南朝北，为英灵归乡之方向，矗立仁安羌古战场，正是当年伤亡最惨重的地方。七十年前，我中华健儿，为国家，为民族，反侵略，反强权，拋妻弃子，背井离乡，义无反顾，迈向战场，不顾白发爹娘倚闾而望，用青春的生命，救盟军于覆亡。我一一三团八百壮士，伤亡过半，二百零二忠魂，捐躯沙场，尸骨无存，客死他乡，朝朝暮暮，不知魂归何方。先父生前每念及此，心中无限悲凉。我刘家后人深体先父心愿，多年以来，念兹在兹，不敢或忘。今碑塔建成，愿我前辈英灵，沿碑塔之所向，魂归故国，重返梓乡，领家人之祭祀，享骨肉之蒸尝。碑塔矗立，赋英雄尊严，昭前辈荣光。碑上英名无法周详，忠魂伟绩，必随此役，光耀千秋，史册辉煌。中华儿女，后代子孙，永远铭记，万世景仰。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之子刘伟民敬志。公元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三日。”

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日记时，看到了他引用唐诗陈陶的《陇西行》：“ ……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父亲一生戎马，驰骋沙场，但这短短的两句诗，道尽了战场的残酷和无奈，更衬托出英雄们的儿女情长。

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历史，不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用血泪交织而成的么？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为那些千千万万在印缅战场为国捐躯的英雄烈士们致上我们最诚挚、最崇高的敬意！

 

附：英国退役上尉杰拉德•费兹派翠克对1942年缅甸仁安羌战役的见证

1942年4月19日，我亲眼目睹了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军队。当时，我看到开来了多辆斯图贝克卡车，每辆车上都载着五、六十名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随后他们下车并穿过平墙河岸大片的平坦沙地，时间的安排不可能比这更好了。维克多•斯蒂文斯（Victor Stevens）和我（当时均为少尉）以及来自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K.O.Y.L.I.）的19名士兵尽管极度的疲惫和绝望，但仍然拔除了可以俯视宽阔的平墙河的日军重要据点。这次行动为中国军队迅速渡河并对盘踞在仁安羌镇的日军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就在同一个地方，两天前，日军俘虏了来自英国皇家恩尼斯基伦燧发枪手团（The Royal Inniskilling Fusiliers）的一个连的全部士兵。当时他们使用和中国士兵一样的方法渡河，不料却陷入了日军精心设计的包围圈。

小山上有座石头建筑物，从这个位置可以安心的观察中国军队的攻击过程。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如破竹，其效率和壮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战术完全适应当地油田崎岖的地形。我从全景角度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总体部署和行动过程。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中国军队训练有素、步调一致，令人震惊；三名指挥官身着军官制服，有别于其他士兵，每个指挥官按照预先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他们身边都跟着一个携带着不同的信号旗的旗手。士兵们根据指挥官身边负责传达命令和消息的司号手的指示，迅速加入各自单元并集结在旗帜后面，整个部队行动一致，没有丝毫延误。他们兵分三路，一路向西面的依洛瓦底江方向挺进，一路在中间，另一路通过公路进入我们的阵地。

当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敌方阵地的步枪和机枪火力立刻增强，这说明日军正在集结和加强兵力，显然是准备向我们的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阵地发起反击。随着中国军队蜂拥前进，战场上硝烟四起。这些非常有纪律性的部队，在进攻时像首美丽的诗篇，也像是壮丽的盛典。

随着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我们知道：和八天前东京玫瑰在西贡电台里叫嚣的恰恰相反，日本军队才是面临着“在缅甸中部战场被围歼”危险的一方。

中国军队开始出现伤亡，维克多•斯蒂文斯和我在石头建筑内搭建了一个救护站，尽我等所能处理和包扎战士的伤口，很多人的胳膊、腿和身体上都是枪眼。我不会说中文，中国人也不会说英语。维克多•斯蒂文斯将床单撕开，为受伤的中国士兵包扎。尽管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但中国士兵的面庞看起来就像上等瓷器一样精致，我感觉他们还要更加年轻。

夜幕降临不久，中国军队从原路撤退，他们悄然无声的渡过了平墙河并回到卡车上。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不到四个小时，却给日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日军伤亡惨重，他们歼灭英国军队的企图严重受挫。中国军队发动这种开放式的正面进攻，一定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中国军队进入阵地，完成进攻任务，然后撤退。英国军队当时缺乏粮食、水、弹药和药品，部队中疟疾和其他疾病肆虐。我，作为唯一的一名英国军官，和我的部下有幸目睹了这一幕罕见且壮观的攻势；像一个适合缅甸中部地形地貌的最完美的作战机器在运作，是如此的基本纯熟，简单有效，干净利落。的确，作为一名军官，我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目睹这场战役。

这次成功的拯救行动发生在4月19日，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早已抛弃了在缅甸的英国军队。据记载，他在4月1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传达了这样的讯息：“我认为日本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在缅甸长驱直入”，当时英国政府已停止向驻缅英军提供补给和增援。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得悉英军最高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Harold Alexander）在抵达缅甸的第二天，即1942年3月6日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他说“缅甸已经无法挽救”。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已经向丘吉尔做了汇报。丘吉尔的讯息被无耻的密封了三十年。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重创了日军在缅甸的迅速推进，以至于日军必须停下来等待后援，而英国的战史却刻意忽略了这次战役。中国军队打乱并延阻了日本军队精心准备的进军计划，为混乱不堪、忍饥挨饿的残余英国军队向北脱逃提供了仅有的一次机会。

亚历山大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了中国人的作用；在「亚历山大回忆录第七卷 – 缅甸」（第93页）他写道“中国军队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但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已故刘放吾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113团的这场华丽壮观，犹如史诗般的仁安羌战役，我是重要的且仅存的见证者。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我一直在讲述这个故事，但却被历任首相和国防大臣一再否定。直到今年八月，我收到了已故刘放吾将军女儿刘伟华的来信。读完她的来信，我对我妻子派垂夏（Patricia）（当时她还没有读完这封信）说：“我们必须尽快和这位女士见面，不计任何成本！”我已经93岁了，所以必须加快行动步伐。我们在2012年9月16日抵达美国。在机场我第一次见到了刘伟华和她的弟弟刘伟民，我告诉他们，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次见面。见到了已故刘放吾将军的子女，我对此感到非常非常满意。仁安羌战役是痛苦的回忆，但我无法逃避！

杰拉德•费兹派翠克 ( 亲笔签名并注明当年部队番号） 上尉，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

GSO 3( 作战部参谋）HQ. B.A.O.R.，2012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