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2014年12月16日黄埔九十周年特别报道

1942年，缅甸仁安羌油田。

中国远征军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黄埔6期生)率部击溃日军，解救了7 0 0 0多名被围困的英军及相关人员。“仁安羌大捷”，是清朝中叶以来中国首次在境外挫败日军，震惊世界。

抗战胜利后，老家湖南桂阳县仁义镇下元村。沸腾的村人在路口准备了大轿，迎接省亲的刘将军，却等不到人。刘早已低调地提前回家中。村人不肯，刘推辞后僵持不过，才以衣帽替代被送入轿中完成“仪式”—已年过八旬的侄女刘耐仁总记得这个亲历的场景。

刘放吾的儿子刘伟民也常听长辈讲起这个细节，更多类似的经历让他评价父亲“生性木讷、不善言辞”。

数日的“仁安羌大捷”，影响了刘放吾家族两代人的生活轨迹，其子至今穿梭两岸时仍不忘厘清史实的谬误。

“刘团长”被误以为是人名，经英文、广东话口耳相传为“林国章”

1963年，台湾，大学生刘伟民听同学说父亲上了报。他很诧异地发现，寡言的父亲竟然和一条轰动港台的社会新闻有关系。

祖籍广东的林彦章是年在香港涉及非法集资被捕，后被遣返台湾。其诈骗前英国驻港三军司令菲士廷(Francis Festing)将军，冒充英军的救命恩人。林让后者信以为真，奉为上宾，再到外招摇撞骗十数年，直到新界的集资东窗事发。港英方面称，他涉嫌冒充将军“林国章”。

菲士廷曾任英印军第36师师长，在1949年第二次担任英军驻港司令时，恰逢国共内战结束，不少国军将领来港，对于曾经在缅甸一起并肩作战过的这些战友，菲士廷对他们特别优待和关照。

而林彦章曾有过行伍经历，在市井听闻滇缅战役点滴，专门找退伍军官打听战事。后借来旧军服等物件，上门行骗驻港司令。

港台记者们很好奇地寻访“林国章”。

台北《民族晚报》的记者找到黄埔5期的林冠雄，林曾与菲士廷并肩作战。但是林郑重表示自己并非“林国章”。

曾在滇缅参战的黄埔14期生方宁则在港著书称，新38师团长以上军官并无“林国章”，当年113团团长刘放吾曾解仁安羌之围，但1949年后消息不明，“假如他也能到香港的话，则名利兼收的新人物应该是他”。

而《征信新闻报》(台湾《中国时报》前身)的记者则辗转找到当年的113团第1营营长杨振汉，又找到刘放吾。

媒体和专家们后来分析史料如何被模糊—解围战役中，中国军队仅113团参加。由于当时戎马倥偬，两军短暂接触后刘放吾即继续率队作掩护，英军则加紧撤退。大部分被救出的英军中口传的“刘团长”被误以为是人名，经英文、广东话口耳相传为“林国章”。这些微妙因素，都给了林彦章钻空子的机会。

“仁安羌大捷”对盟军斗志起到极大激励作用。在后来影响到二战进程的英帕尔(Im phal)会战中，这批逃出的英军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亚洲的敦刻尔克由此而来。

解救英军战斗当时仅由113团一个团执行，但在后来宣传中则偏向于强调师甚至更高级别的贡献，如曾担任新一军(按：新38师后来扩编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孙克刚(孙立人将军侄儿)在1946年编著的《缅甸荡寇志》只字未提刘放吾团长。而113团解救英军的战报也因历史原因遗留在南京并被封存多年。再阅故纸，中、英、美、日等各国媒体当时均从本国角度报道该战，突出己国，描述不一。

而历史人物的回忆也会因记忆模糊而失真。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回忆录中，也错将113团团长写成“孙继光”。而实际上并无此人。

这篇《真假将军揭谜底》的报道，正是在成功大学读书的刘伟民第一次看到更为真实的仁安羌。

刘伟民自幼随父亲到台湾，常听老师、邻居等夸赞父亲的英勇。“但生情木讷，性情敦厚，不善言辞的他很少夸耀当年勇。”

战至黄昏，大部分日军溃逃待援，少数残敌顽抗。被俘英官兵等悉数被救出

即便在《征信新闻报》这版的报道中，他对20多年前的战役也说得很扼要：“打得过瘾”。

当记者当面赞美其“骁勇善战”、“赫赫战功”时，刘放吾言语淡然：“不过尽了军人本分，(解救英军)不能列为战果”、“只是尽到军人职责而已”。

在滇缅战役的亲历者眼中，刘放吾则是另一个形象。

1942年4月14日，刘放吾奉命率团增援英军，16日午后抵达小镇巧克伯当(Kyaukpadaung)驻防。

其间战事风云变幻，4月16日夜间，负责西线的英缅军第1师以及家眷和记者、传教士等7500余人被一部迂回穿插的日军(第33师团214联队)切断退路围困在巧克伯当西南约60公里一处叫仁安羌的油田地区。

包围圈外的英缅军司令斯利姆(W illiam .Joseph.Slim )听闻刘团抵达，前往会晤。

斯利姆在回忆录《反败为胜》中称，“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却透出刚毅；他配戴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斯利姆要求呼应英缅军一师突围。

当时日军的策略是由迂回穿插的214联队在仁安羌设置三道封锁线困住英军，再配合南面的33师团主力，共同压迫围歼被困英军。

刘放吾率团赶至前线后，先侦查地形敌情，再集中兵力，在配属的英军战车重炮支持下，于17日黄昏前先扫清滨河(P inChaung)北岸的日军埋伏部队。通过无线电与被困英军联络，商量好配合突围方案。

18日攻击之前，赶来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与斯利姆同往视察。在营部看到部署满意准备后退，刘放吾邀请其到连部走走，甫到连部指挥所，攻击的枪炮声顿起。

斯利姆回忆，“这时刘上校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看着我露齿而笑。只有优秀及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视察完部署后，斯利姆随即与孙将军回撤，前线交予刘放吾指挥。

18日清晨，113团下属3个营以倒三角阵型沿公路两侧攻击日军第一道封锁线。

这样一来，日军包围了英军，国军又包围了日军。

19日拂晓，全团趁黑渡过滨河，扑向日军阵地。短兵相接，展开厮杀，异常惨烈。

搞不清前来救援英军的真实兵力，本占优势的日军尽被打蒙了头。

但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冷静下来将国军拦截于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T w inK ong)以北约1英里阵地，使得113团对南岸阵地的争夺难度超过预期。

超过40℃的高温酷热之下，双方对制高点501高地展开数次拉锯，展开白刃肉搏，在501高地及周边数座小山头间反复冲杀，战斗趋于白热化。

113团多是湘籍邻里乡亲，刘放吾的三哥、表弟等均在其中。整团情同兄弟、父子，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每排均有一挺轻机关枪及迫击炮。在战斗中爆发了巨大能量。

血战至午后1时，占领501高地，再于午后3时攻入最后一道封锁线。

英国上尉费茨派垂克(G E R A L DFIT ZPA T R ICK )当时站在一座山头上，从全景角度恰好观察到113团的进攻：“(中国军队)的战术完全适应当地油田崎岖的地形……训练有素、步调一致，令人震惊……士兵们根据指挥官身边负责传达命令和消息的司号手的指示，迅速加入各自单元并集结在旗帜后面，整个部队行动一致，没有丝毫延误。”

战至黄昏，大部分日军溃逃待援，少数残敌顽抗。被俘英官兵等悉数被救出，直到20日才从北岸完全退出。

等到日军33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至集中到仁安羌南部时，解围战已结束。假如等到日军主力追至完成合围，战场形势会完全改变，被围英军后果将不堪设想，生死仅在一线之间。

刘放吾的薪水已少得不足以养家糊口。原113团1营营长杨振汉则教他卖煤球

仁安羌战役之后，中国远征军迫于形势整体撤退，113团受命为第五军殿后。

当偷渡日本严密设防的最后一道防线清得温江时，刘放吾给师部和军令部发出最后的电报：“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则成仁。”

随后无线电台被水打湿而失效，统帅部误以为113团全军覆没。刘妻在国内闻之，当即晕倒在地。

早在1942年赴缅甸后，刘放吾在妻子寄来的照片中标注：“吾的家—吾远征缅印，如(注：刘放吾妻名“柳振如”)等留都匀”。等到战事结束回家时，照片中第三个孩子早已因病夭折。刘放吾离家时儿子刚要出生，回来时儿子已逝。

对于这位淡泊名利、重视亲情长年征战在外的黄埔6期生，幼子的早夭是沉痛打击。

刘放吾曾于1946年获“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一直未送至其手，仅保留一纸奖状执照，从不因此发声。

内战期间，他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第12支队少将副司令。1948年5月闻讯母亲病重，请准长假离开东北探亲。

是年12月，回到南京的刘放吾奉电赴台湾任陆军训练司令部高参。

刘伟民那时才4岁，他至今依然清楚记得舅舅坐马车把全家送到南京的下关车站，再到上海乘海天轮赴台。刘放吾从此与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天各一方，再未见面。

在台湾，有着陆军大学深造经历的刘放吾延续了黄埔生涯，一直在部队肩负练兵职责，屡获嘉奖。

刘伟民的幼年记忆里，父亲在军中时甚为威严，着装、骑马、训操，一丝不苟。父亲很少长篇大论教训子女，更未出手打过。

彼时坊间曾把黄埔军校校歌改成“打油诗”版本，有次伟民回家后哼了起来。父亲严肃地招手让他过来，就歌词原意等等训了整整半小时，“他始终不容任何人亵渎黄埔军校最核心的精神。”

上世纪50年代，孙立人在台涉及“兵谏”案，旧部刘放吾亦受牵连。

即便是在退役前，刘放吾的薪水已少得不足以养家糊口。他先找到开文具行的战友，但因缺少本钱作罢。原113团1营营长杨振汉则教他卖煤球。

刘放吾曾在日记中感慨“两袖清风，一肩明月，且无适当之工作，人人苦于生计。”

1963年，当《征信新闻报》的记者因真假团长的新闻找上门时，刘放吾对生活也没有怨言。

他曾描述，“由于当时军人薪水微薄，买不起摩托车，只好踏单车两头跑，这样来回七八年，五六十岁的人了，体力还真不错。”

见报后，这家煤球店被街坊们戏称为“将军煤球”。

此后，在台北经营国泰煤气行的李宜荣被刘放吾事迹感动，主动找上来帮助刘放吾转行做液化煤气生意。刘的家境才慢慢变好。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美时，特地拜访刘放吾，当面深致谢忱

刘家子女的学业成绩的增速，远超过家境变好的速度。

刘伟民大学毕业后赴美犹他大学就读硕士，而姐夫姐姐此前已在美工作。到了上世纪70年代，4名兄弟姐妹均移居美国，刘放吾夫妇也随之赴美定居。

晚年的刘放吾与子孙同住时，依旧保留着黄埔习惯。早睡早起，早操晚课，照顾妻子，自种菜园花圃，沉默少语。他还用心学英文，跟孙辈学会发音，写了许多个学单词的小本子。

他自己写道，“惟内人患宿疾，甚以为苦”。在子女看来，父亲十几年如一日把病中的妈妈照顾得无微不至，后辈才能全心全力在外开创事业。

“我每次上班回家比较晚，父亲总是挨饿等着。有时我怪他干吗要这样，后来我做了父亲，也懂了。”

刘伟民至今仍记得，自己检视父亲的遗物时，留意到他在1986年8月6日一份华文报纸的一篇文章《仁安羌痛歼日寇记》旁，写了“杜撰”两个字。

当年的“真假团长”案期间，仁安羌的真实作战过程并未能详尽公开。

直到1992年仁安羌大捷50周年前夕，美国以及台湾的记者们造访九旬老人刘放吾。一些关于战史更真实内容才陆续被披露。

是年4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美时，特地拜访刘放吾，当面深致谢忱，称7000多英国人的家庭已到第三、第四代，这些人的生命也是刘老将军所救。刘伟民夫妇陪同在侧，至今清楚记得撒切尔夫人的每句话，他看到父亲充满笑容的脸上，浮现出异样的光彩。

1992年4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右一)访美时特地拜访刘放吾(右二)，其子刘伟民(右三)夫妇陪同。

至于国民政府1946年颁发却一直未送到刘放吾手中的勋章，也由台湾方面重新铸造并送至刘放吾手中。2011年12月23日，马英九还明令追颁台湾方面最高荣典“褒扬令”。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认为，从丘吉尔上世纪40年代怀疑中国反法西斯的大国地位，到撒切尔夫人的当面致谢，证明抗日战争使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随着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刘伟民更意识到将真实史料流传的重要性。他开始重拾故纸、厘清源头，做了另一件轰动两岸的事情。

刘放吾将军后人再将此役中阵亡的202位113团将士英灵，从海外迎回到家乡湖南

上世纪90年代，刘伟民已是美国知名华裔企业家，特别关注滇缅战史研究。他关于仁安羌的著作，在父亲过世后第九天得以出版。

刘伟民始终忘不了父亲的点滴遗愿。刘伟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清明节爸爸边烧纸钱边掉泪，“小时候不懂，是妈妈讲爸在吊祭战死弟兄。”

2010年，刘伟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发起倡议在缅甸建碑，克服万难，历时3年。2013年，在当年的501高地上举行了仁安羌大捷纪念碑揭幕典礼。台湾方面蒋孝严题写碑名，国共两党许多将军后代、黄埔后裔等参加典礼，成为两岸一次空前的活动。

缅甸的碑塔，凝聚了高涨的华夏儿女爱国精神。这让刘伟民遥想70多年前的那场突然的胜利后，中国军队以及盟军的士气高涨。

半年后，刘放吾将军后人再将此役中阵亡的202位113团将士英灵，从海外迎回到家乡湖南，入祀衡山忠烈祠。

对于刘伟民而言，关于滇缅战史的真实细节研究，似乎永无终点。

2012年，93岁的英国二战老兵杰拉德·费茨派垂克出版关于滇缅战事的书籍，指出当时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怕失颜面，刻意淡化中国军队的贡献，并以亲身经历澄清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所谓“中国军队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的谬论。杰拉德向中国驻英使馆赠书，使馆在官网发布消息。刘放吾的长女刘伟华联系上杰拉德表明身份后，杰拉德坚持要亲赴美国致谢，“不能再等一分钟。”

而今年台湾方面出版的《抗日战争是怎么打赢的，纪念黄埔建校建军90周年论文集》中，更是从军事技术、外国战史资料等方面，对仁安羌大捷进行全方位还原。

刘伟民在近年来不断来往于美国、两岸，参加各种与抗日、滇缅战事有关的研讨会、仪式。

对于他来说，还原每个史料的真实太难了。

他不像父亲沉默寡言。美国一份华文报纸的一篇文章讲述撒切尔夫人拜访刘放吾的场景。刘伟民立即发去文章，指正澄清文中哪些是不实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