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历史》    作者：雷昌仁

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湖湘人物，以其心忧天下、经世致用、舍身取义、卓砺敢死、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等精神在湖湘一代代的仁人志士中传承发扬，造就了湖南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光荣与辉煌。甲午战争以后，国家处于危亡之秋，湖南人为了保家卫国，奋起抗敌、浴血奋战，涌现出一大批抗日名将和英雄，湖湘文化精神再一次大放异彩。这种异彩尤能从扬威异域的刘放吾将军身上折射出来。

刘放吾，原名刘继枢，号不羁（1899-1994年），湖南桂阳仁义镇下元村双岭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1942年4月，时任团长的刘放吾率中国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在缅甸境内以不足1000人的兵力击溃数倍于己的优势日军，成功解救7500余名盟军及眷属、记者等，取得了仁安羌大捷。久经波折的刘放吾，已成为享誉英美、东南亚、港澳台和大陆的著名人物，国防大学出版社将刘放吾的事迹编入《中国抗日战争60位著名人物》一书中。

湘南是湖湘文化生发的重要区域，骑田岭附近地区作为中原连接南越地区的关键通道和重要的矿冶基地，早在东汉时期，就诞生了造纸术发明家蔡伦、尚书胡腾等影响全国的历史名人。刘放吾将军的家乡桂阳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清代以来，产生了中兴名臣陈士杰、威武战将魏喻义等著名人物，又出现一种尚武保家的良好风气。刘放吾先人世代以耕读勤俭持家，使其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家庭教育，从小养成谦逊、踏实、坚韧的性格，怀有爱国报国之志。他本人对此记忆犹深，曾在回忆时说：“先父在日，法《朱子家训》及曾文正公治家之道，尤其侧重诚信与服从。”

年轻时的刘放吾，心忧天下，果断从戎。1926年从桂阳蓝嘉联合中学（今桂阳一中）毕业后，他因“气愤军阀横行，与一位堂兄弟（辗转）来到广州，并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参加革命军”。在黄埔期间，他通读各种政治、军事思想理论，其中《曾胡治兵语录》给予了很大的影响，使他进一步接受到湖湘文化和湘军智勇兼治、卓砺敢死的血性精神的教育。

黄埔毕业后，他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教导队特务连排长、连长，总司令部特务连连长等职，多次参加对日作战，在战火中不断淬炼积累实战指挥经验。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浏河之战中，成功阻止日军登陆，掩护第5军司令部安全撤退。在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后，先后担任税警总团步四团上尉连长、教导队少校队长等职，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所属税警四团与日军久留米师团激战，成功夺回友军失去的阵地，被久留米师团称为在华遭遇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此战中，刘放吾英勇负伤。

伤愈以后，刘放吾加入财政部缉私总队（不久恢复税警总团称谓），晋升为第2营营长。

1941年底，因日军入侵缅甸，在驻缅英军迫切要求驰援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将税警总团三个团改编成66军新38师，送往缅甸作战，刘放吾任第113团上校团长。但这支用于“应急”的中国军队，其实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整、斗志昂扬的部队。刘放吾曾在多年后深情地回忆说，战友们大多是邻里乡亲，彼此就像兄弟或父子，感情上互相扶持照顾，打起仗来也是同心同德。他们在贵州省都匀地区驻扎时，以作战为目标，采取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方式，已经受了一年半的严格训练，是一支湖湘文化浸染下的部队。新38师114团团长、湘阴籍的李鸿将军也在回忆时说过类似的话。

1942年4月，英帝国缅甸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阻绝于仁安羌，水源断绝，后有追兵，陷于绝境。新38师师长孙立人奉上级指示命113团星夜驰援，刘放吾团长于16日下午四时率部赶到。

由于我军仅有一个团，英军统领斯利姆将军心存疑虑，当孙立人师长陪同他前往视察时，刘放吾先是将他们带到了前方的营部，然后又带往更前线的连部，据斯利姆将军回忆，当时他觉得危险是勉强前往，刘放吾却若无其事且面带笑容，斯利姆认为刘有把握，才消除了疑虑。并为113团配备了12辆英军的坦克和两门大炮。他对刘放吾的评价是：“只有优秀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刘放吾采用了三个策略，一是集中炮火对敌轰，二是队伍轮番向前冲，三是摧毁敌炮再合攻。第一点，日军一般以炮火猛烈程度判断我军力量，见我军有10多辆坦克和大炮，以为是师级以上的军队。而他们是先头部队，重装备不多。面对集中的炮火，他们在精神上被压住气势。第二点，刘放吾将三个营分成若干个小队，采取不断更换攻击位置、轮番向前移动、忽而又集中猛冲的方式对敌进攻，让日军疲于应付，弱点被击破，斗志被摧毁。第三点，注意固守已占领的各个要点，防止敌人反攻，再集中攻击白塔山日军炮兵阵地，被围的英缅军从另一面开展攻击，双方合作攻下日军的阵地。

刘放吾进而率全团进攻战场上最高位置501高地，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501高地经历了三得三失后，战况才趋于稳定，日军后撤待援。英缅军第一师7000人得以向北越过平墙河，美国传教士、各国新闻记者及妇女500余人一并获救。此役毙伤日军官兵1200余人，113团也伤亡官兵500余名，其中战死202人，第三营营长张琦壮烈牺牲。

“仁安羌大捷”是清朝中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境外第一次挫败日本军队的辉煌战役，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甸作战期间所取得的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胜利，也是中国近代首次以团级兵力主动进攻并击溃优势敌军的战例，在日军横扫东南亚各国军队的大形势下，令英、美军队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

曾参与仁安羌战役的李敦进追忆时指出：“英国人从前侮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今则五体投地，该师官兵对我团官兵感激之情，无以形容。中国男儿扬威海外，再振大汉之声威，博得举世赞誉气。”

1966年，“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撰的《抗日战争》丛书《滇缅路作战》中，在有关“仁安羌之解围战斗”部分写道：“被围之英军全部约七千余人，傍晚均获解救……该部英军已溃不成军，狼狈不堪，当其渡过北岸见我官兵时，均竖大拇指示意，并高呼：‘中国万岁!’与我官兵互相拥抱，其情景至为动人 ……”

此战半个月之后的1942年5月3日，亚历山大将军给孙立人将军致函：“谨代表我第一军及其它英帝国军队，对阁下热诚襄助及贵师英勇部队援救比肩作战之盟军美德，深致谢忱；本人奉英皇陛下命：赠阁下以‘英军司令’勋章，尤感欣慰 ……” 

2012年，当年解救的英军中唯一存活的费兹派瑞克获悉刘放吾的后人在美国时，亲自来到美国表达谢意。他已成为一名专职作家，在所著的《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Battle of Yenangyaung)》（中国人在缅甸拯救了英国人，记仁安羌之战）扉页中就印着刘放吾将军的戎装照。他还留下两页非常珍贵的资料，其中写道：“1942年4月19日，我亲眼目睹了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军人。…… 而英国的战史却刻意忽略了这次战役。中国军队打乱并延阻了日本军队精心准备的进军计划，为混乱不堪、忍饥挨饿的残余英国军队向北脱逃提供了仅有的一次机会。亚历山大将军（时任英缅军总司令）在他的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了中国人的作用；在《亚历山大回忆录第七卷-缅甸》第93页，他写道‘中国军队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但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已故刘放吾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113团的这场华丽壮观、犹如史诗般的仁安羌战役，我是重要的且仅存的见证者。”

那场恶战后，师长孙立人因仁安羌大捷获得中英美三国多枚高级别荣誉勋章，113团还来不及稍作休整又被派往卡萨，在副师长齐学启和团长刘放吾的率领下，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当部队在九死一生后到达印度，他的战功没有人提起，战后的境遇还一度陷入低潮。

直到1946年1月，刘放吾荣获的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也只拿到一张“军委主席蒋中正”签发的《奖章执照》，又过了5个月，刘放吾被调升东北保安第12支队少将副司令。而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孙立人被软禁等情况，在当时的军事历史资料及国民党内许多高官的回忆录中，那场战事总在有意无意间被轻描淡写，有的甚至将团长之名误写成他人。面对这些委屈，刘放吾始终保持沉默。

刘放吾志在军旅，两袖清风，到台后担任的是闲差，薪水很少不足以养家活口。为了贴补家用，他先找开文具行的朋友商量，但因无本钱而放弃。后在老部下杨振汉的帮助下，他在屏东开起了煤球店，经常往返屏东、凤山之间，由于经济情况不好，买不起摩托车，只好踏单车在两头跑，生活十分困窘。

历史却让他和113团的事迹再度浮出水面。50年代末期，当年被解救出来的英国炮兵团长菲士廷在担任香港三军司令后，想找到当年在仁安羌的恩人，由于语言不通，误将“刘团长”听成了“林国章”。骗子林彦章趁机冒名领功、大肆招摇撞骗。骗局被揭穿后，这位“将军煤球”的老板，才被港台媒体“深挖”出来。1963年10月18日，台湾《征信新闻报》以近半版的篇幅，刊出了一组关于刘放吾将军的报道，其中一篇的主标题就是“光荣战史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副标题为“缅甸平墙之役我部驰援英军，刘放吾任团长救出了菲士廷”。面对媒体，刘放吾只说：“这一仗打得过瘾。”“解救盟军只是尽到军人职责。”这时，即便生活困窘，功绩再现，他也没有以此向台湾政府或者港英当局提出过要求。

报道发表后，在台北经营国泰煤气行的李宜荣因为佩服刘放吾将军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主动帮助刘将军改行做比较轻松又更能赚钱的液化煤气生意。随着孩子们的慢慢成长，其经济状况不断得以改善，之后家人们先后移居美国。

仁安羌战役50年后的1992年，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专门到美国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大厅向93岁高龄的中国抗日老将军、被称为“英国人的救星”的刘放吾先生致谢，再三感谢他50年前的壮举，英雄头上的光环才不再被尘埃遮掩。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英国国防大臣，美国加州州长、洛杉矶议会议长等也都纷纷来函致意。面对如此种种殊荣，刘放吾老将军却只是淡然一笑，说道：“那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遇危难，援救是应该的，不能列为战果。”并未提及自己半个世纪来承受的莫大冤屈。

英雄的伟绩也得到国共双方的认可和推介。在将军的有生之年，台湾当局给他补发了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等先后为他颁发《旌忠状》、《褒扬令》。2002年来，我国各级媒体和有关方面也加大了对刘放吾、仁安羌大捷和中国远征军的宣传。近几年来，仅中央电视台就曾数十次报道“仁安羌大捷”、缅甸纪念碑塔落成、衡山忠烈祠安灵仪式等相关内容。国防大学出版社将刘放吾的事迹编入《中国抗日战争60位著名人物》一书中。仁安羌大捷也被放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重要纪念场所。

刘放吾将军“生性木讷、沉默寡言”，作战时勇往直前，功显时不忘团队，继承了湘军浑然一体的团队精神。他始终把战友看成自己的兄弟，在台湾时，每逢清明节，他总会在遥祭祖先后，还独自一个人提着祭品，到附近山上去烧香烧钱纸，为久别的战友祈福，之后总会沉默好几天。

2013年1月13日，其次子刘伟民先生联合海峡两岸的力量，在缅甸国战役发生地建成了“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刘伟民说：“在仁安羌立碑，是先父的遗愿，先父在世时常说，当年带出去的子弟兵，许多却永远无法把他们带回来，看不到妻儿，见不到爹娘，自己非常遗憾。”当年7月7日，烈士灵位牌被转送至衡山忠烈祠供奉，伟民先生在把灵位送返湖南“老家”时，感动地说：“父亲此刻一定在天上看着，毕生心愿终了却。”

在刘放吾的身上，流淌着湖南人的血性和内敛，哪怕是自己应得的荣誉，也可以被忽略；即便是困难时很容易就能争取到的利益，也可以放弃，他的一生闪耀着湖湘文化的光芒,有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个人层面上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秀品质。

刘放吾将军是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他从小谦逊好学、励志进取，立下了强烈的报国志向，青年从戎卫国、卓砺敢死，建立起不朽的历史功勋；中年荣辱不惊、自强不息，表现出优秀的个人品质；老年面对殊荣、心牵战友，保持着浓厚的团队精神。如今，他的历史功劳和光荣已重新被世人发现和认识，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英雄已去，精神长存。他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骄傲和自豪！传承发展湖湘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刘放吾将军的事迹值得大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