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民先生于2017年7月7日在国立政治大学社资中心数位展演厅

我常说一个尊重历史的国家才会有希望，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才会有未来。真的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前辈和先进。今天是全民抗日战争爆发80周年纪念日，马前“总统”、前副“总统”中国国民党主席当选人吴敦义先生、中国国民党代理主席林政则先生的莅临和致辞，是我们大家莫大的荣幸。中国国民党前任、现任和下任三位主席的联袂出席，更彰显了今天这个日子的不平凡和这场学术硏讨会的意义重大和深长。感谢周行一校长、周惠民主任和主办单位举办今天这个盛会，也感谢诸位的光临。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历史的真相会消失吗？借用今年4月3日《时代周刊》的封面：Is Truth Dead? 这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而来的。我就藉着这个题目把它衍生为“历史的真相会消失吗？”

这篇文章里面有两段话：一个古老的西方谚语说：“谎言已经传遍了半个世界，而真相还没有机会走出家门。”西方社会学家也证明：“谎话不停的重复，即使是在争议当中，也有更多的人会相信。”

这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也就是所谓“众口铄金”。

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是中国远征军，谈到中国远征军就一定会谈到仁安羌大捷。知道今天在座的大多是历史学者和军事专家，与其在这里跟大家讲仁安羌大捷的故事，还不如更深一层的和大家分享我数十年来为了澄清这段历史的真相所经过的心历和身历的过程，我觉得会更有意义。

让我把这个战役的背景简单的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想给大家放一段4分钟的视频，可能会比我用口述的方式更生动一些。（播放中央电视台4套于2013年4月7日首播的《华人世界》之《仁安羌大捷》纪录片片段）

为什么争议最多？因为这段战史从一开始就被扭曲。数十年后，真相逐渐浮出，当然就出现了争议。

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个小故事。2013年我在缅甸建完仁安羌大捷纪念碑之后，有一次再回到仁安羌，在一家乡村小旅馆住了四天。离开的时候，那饭店老板跑出来，抓住我的手，非常热情的一再向我致谢。我一头雾水，心想我付了您四天房租，会让您这么高兴吗？不是的！他说看过我建的那个碑塔上的碑文，才知道我就是70多年前指挥仁安羌战役那个中国团长的儿子，所以一定要向我致谢。因为就是当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打仗，他的爸爸妈妈才有机会从仁安羌逃到印度，后来就在印度生了他。他们都知道日本军队非常残忍，如果不是中国军队打赢了，让他父母能够有机会逃到印度，今天就没有他。当年仁安羌地区的居民也都跟他爸妈的情况一样。所以在这里我要把仁安羌战役的战果再加一笔，就是除了解救7500余盟军之外，同时也救了当地许许多多的平民。

刘放吾将军马上英姿

回顾仁安羌战役影响之深远，主要有以下这五点：
　　一是：自清朝中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境外的首胜；
　　二是：打破日本“皇军不败”的神话；
　　三是：成功解救英军，赢得了英国人的尊重；
　　四是：让世人对中国军队战力刮目相看，扭转国际间对中国军队的偏见；
　　五是：被救英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参与两年后英法尔会战，完胜日军，为二战整体战局做出贡献。

过去有很多人会问我，仁安羌大捷只是一个团级的战役，规模也不是很大，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人的重视？包括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都有相当程度的报导。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封—英国国防部长在仁安羌大捷50周年写给我父亲的信：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写信告诉我，她4月在纽约（按：应为芝加哥）与您会晤，并告知1942年4月于缅甸仁安羌，您及您所领导的全团官兵，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缅第一师的英勇事迹。今年是此战役五十周年，该役发生在对日作战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最为艰苦的一场战役，贵团官兵为解救英军伤亡惨重。请让我在这里，向您和您领导的贵团官兵解救英军于危难的义举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该役发生在对日作战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最为艰苦的一场战役。」

英国国防部长里佛金德致刘放吾将军感谢信

让我们再从整个世界的大局和背景来看，1942年前后，日本军队已经席卷整个东南亚。1）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民穷财尽，困难万分；2）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3）英国：在北非被德国打的几乎全线崩溃；4）苏联：德国军队已经兵临莫斯科，双方争战的结果，苏联伤亡军民70万人；5）法国：就更不用说了。早在1940年6月就已经向德国投降。

那时候，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史大林都是焦头烂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以说是一片黑暗。这时候，在缅甸战场，我们中国军队打赢这样一场胜仗，还救出了这么多的盟军。这就好像在黑暗里，划破长空的那一道闪亮的流星。

马英九“总统”2013年3月27日在“总统”府接见仁安羌大捷中被中国军队解救的英国退役上尉费兹派翠克伉俪的时候，说了以下这番话：

“刘将军与113团官兵的英勇事迹，一直隐没逾半世纪之久，直到1992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造访刘将军，此事迹才公诸于世。其后我政府也特别颁发刘将军褒扬令，表彰渠卓越贡献。……此役我军虽击退日军，但伤亡惨重，且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异常艰辛，我军能于其时赢得第一场胜仗，不但盟军士气大振，亦为抗战史上境外取胜之首役，极具正面意义。另外，此役发生后的八个月，中国分别与美国、英国在华盛顿、重庆签定了平等互惠新约，以取代旧时之不平等条约，亦显见国际社会并未忽略我军对此役的贡献。”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不平等条约废除也让中英南京条约后，中国的百年屈辱画下句点。

再就是，仁安羌是一个国际战场，在那里有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日本人、缅甸人、印度人和澳大利亚人。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人牺牲生命，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人生命获救。在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记忆、甚至共同的未来。在那里有我们大家永远都说不完的故事。

以上这些就是我对仁安羌大捷历史意义的定位。

作为历史学家，您们要澄清一段历史，一定需要许多资料，如果这些资料从源头就是错的，那么最后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假相了，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有关仁安羌战役最早的一份资料是收藏在南京二档的《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这份资料作为《新38师缅战详报》的一部分，这是新38师直接呈报军令部与军事委员会的战报，起草执笔的应该是新38师政治部或师部参谋，最后审定并署名上报的正是师长孙立人本人。而当时的政治部副主任正是孙将军的侄儿孙克刚。现在有很多研究历史的人认为档案有许多部分陈述不实。例如：“本师于四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奉司令长官令赴巧克柏当(Kyaukpadaung)之第一一三团由齐副师长率领于四月十六日午后四时到达该处，奉命归英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指挥。”

再看国史馆编著的《抗日战史》滇缅路之战中也这样写道：“乃令新编第三十八师之一一三团，由该师齐副师长率领赴乔克巴唐，归英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指挥。”

当时的英缅军司令斯利姆将军（William Slim）在他后来的著作《反败为胜》（Defeat into Victory）中对4月17日上午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英缅军一师被困于日军的双线封锁间，情况十分危急。由于粮水不继在烈日炙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筋疲力竭，再受到日军猛烈轰击，死伤惨重，实际上已濒临‘崩溃’的地步。”17日斯利姆将军听说中国远征军113团已抵达巧克柏当，精神一振并立即驱车前往会晤。斯利姆在《反败为胜》中描述了会见刘放吾团长并下达命令的情形：“我在巧克柏当村里一栋残存的建筑物楼上见到刘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透出刚毅。他佩戴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我们通过英军翻译官介绍握手后，旋即摊开地图言归正传。在叙述战况之间，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他了解我要他率团立即搭乘已备妥的卡车，迅速开往平墙河。我告诉他计划于18日清晨渡河攻击，以呼应英缅军一师突围。”在解释完情况及下达命令后，斯利姆要求立即行动，但“他说若非经孙师长下令，他不能离开巧克柏当”。斯利姆解释：“孙将军已受令归我指挥，如果他在此地我会对他下令，他也会遵命。”刘团长虽然同意斯利姆将军的说法，却依然坚持要孙师长同意。在坚持一个半小时后，“他终于露出微笑，而且同意照办。他为何改变主意我不得而知，猜测在我们对谈间，进出房间的官兵已将消息传达孙将军，并获肯定回音。”“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斯利姆将军的这份手令和他的回忆录非常重要！我今天也特地把这份命令的原稿带来给大家看。

珍贵的一页—斯利姆将军面交刘放吾团长的亲笔手令

这两样东西可以化解许多战史上不实的记载。

银幕上这一张，就是英缅军司令威廉∙斯利姆给我父亲下的，亲笔、当面交给我父亲的命令原稿。所有仁安羌战役，就是从这一张命令开始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份文献，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页。

他说：“致113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贵团全部，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司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您。您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之敌。签名：W.J. Slim中将。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时。”

我们再来看，如果是齐学启副师长率领113团从曼德勒开赴巧克柏当，那么4月17日上午出来接见斯利姆将军的应该是副师长齐学启，而不是团长刘放吾。更何况斯利姆将军的身份是英缅军司令，是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而且在团长用无线电请示在曼德勒的孙立人的时候，让斯利姆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这期间齐学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足可以证明齐学启根本不在现场。更何况这份命令上写得非常清楚：“致113团团长刘上校”。这个命令没有“致齐学启”，当然更没有“致孙立人”。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斯利姆将军的回忆录有关仁安羌战役的部分，都没有提到齐学启。（按：其实齐学启是在4月15日率领112团离开曼德勒，于4月17日到达纳特卯克。4月20日赶到仁安羌，但英军已于前一天的4月19日被解围。齐学启和112团并没有参加19日的英军解围战斗。）所以战史上说齐学启副师长率领113团赴乔克巴唐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再有一份资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关于仁安羌大捷的展示（按：2014年修改前）：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4月初，日军突破驻缅英军防线，将驻缅英军7000余人及500平民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17日，中国远征军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将军奉令率领一一三团驰援，在敌我兵员人数悬殊情况下，智取仁安羌油田，击毙日军1200余人，解救出7000多名英缅军及英美侨民等500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场奇迹。这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初期取得的重大胜利，英美媒体第一次对中国军队作了震撼性的报导。”

事实上，并不是孙立人将军奉令率领113团驰援英军而是刘放吾团长率领的，斯利姆将军的手令和他的回忆录就是最好的证明。

展板下方有一张图片，内容是：“1992年4月上旬，在仁安羌战役50周年之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芝加哥接见原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刘放吾团长，感谢孙立人将军率刘放吾团在仁安羌战役中解救被围的英军和侨民。轮椅上为时年93岁的刘放吾将军，站立者为其次子刘伟民先生。——加拿大华侨杜融先生提供。”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向刘放吾将军致谢忱

我不知道杜融是谁，但这张照片上一共三个人，刘放吾将军和撒切尔夫人都已经过世，而那个推轮椅的我还活着，世上没有人能代替我说话。那场历史性的会面，从头到尾撒切尔夫人就没有提到孙立人也没有提到新38师，当然就更不要说感谢他们了。如今这段历史被扭曲成刘放吾代表孙立人接受撒切尔夫人的感谢，真的是太过分也太离谱了。

再看一本《孙立人传》，作者沈克勤先生以前是孙立人将军的秘书。后来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甚至电视台的纪录片都引用了这本书的内容。要知道仁安羌战役最关键就是4月18、19日那两天，让我们就《孙立人传》对4月18日上午场景描述那一页来看看，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其中有这么两段话：

1）“这时刘团长在电话中向师长报告：官兵没有水喝，有人中暑休克。孙师长查明地图后对刘说：‘你真笨，你团第一线所在的位置距拼墻河只一千多尺了，你不会告诉官兵，向前十次跃进，一股冲锋，即抵拼墻河，有的是水！’”

2）“我军第一线营在攻占敌阵拼墻河北岸最后一线后，残敌逃过了河。这时我官兵谁也不顾获取战利品，一个个从敌尸体上跃过，跳入拼墻河，饱享一顿清凉的河水。”

书中一一三团和刘团长被描绘成了一帮不是为打仗而是为争水喝的乌合之众以及他们的笨团长……

再看看斯利姆回忆录里对同样4月18日上午的场景描述却是完全相反：

斯利姆将军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团长的指挥与部署。在18日拂晓攻击前，斯利姆将军对刘放吾团长领导攻击还有些不放心，他担心团长还会出现17日受命时的迟疑。斯利姆将军将这点疑虑告知于18日早晨赶到前线的孙立人将军，孙将军立即邀请斯利姆同往视察。这一视察让斯利姆对刘放吾团长印象更为深刻，在《反败为胜》中，斯利姆记载道：“上校似乎窥出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看看。’”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他经由孙将军翻译解释连队部署。“对军队的部署我相当满意并准备后退之际，上校说：‘我们再往连部走走。’ ”斯利姆将军大吃一惊：“我不确定在战斗即将开始的一刻，我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指挥所。”斯利姆甫抵达指挥所，攻击的枪炮声顿起。“上校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对刘团长的表现，斯利姆的评语是：“只有优秀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威廉∙斯利姆将军后来当了澳大利亚总督，做到英国的元帅。这是英国的一个元帅对一个中国军人的评价，这是父亲的光荣，更是所有中国军人的光荣。

再讲讲113团。当年跟着史迪威将军的一个助理怀曼上校，在他的著作当中写到：“113团就像一首美丽的诗篇。”他讲113团怎么做掩护部队。通常做掩护部队都是牺牲的部队，所以我父亲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可以说是当作牺牲的部队。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113团是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部队。看一下怀曼对113团做出的评价：“113团的故事就像是一首美丽的诗篇（The story of the 113th regiment is really an epic）。”

怀曼上校是谁？他后来当到美国的四星上将。你可以看到，前一篇是英国的元帅对团长的评价；后面一句话是美国的四星上将对113团的评价。这就是我们的团长！这就是我们的团！这和《孙立人传》中形容的情形完全相反。

这是我父亲一直保留身边当年在仁安羌战场上虏获的签满日本军人名字的旗帜，今天也带来给大家看看。

仁安羌战役中虏获的日军旗帜

我后来在父亲遗物中发现1986年8月7日《世界日报》一篇关于仁安羌的文章《仁安羌痛歼日寇记》，父亲在上面只写了两个字“杜撰”。父亲是1994年去世的，他生前从来没有和我讲过这件事。我很好奇，我把这些内容看完之后，发现这篇《仁安羌痛歼日寇记》和四十年前《缅甸荡寇志》里面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刘放吾将军遗物中的一份报纸，有他亲笔眉批“杜撰”两个字

仁安羌大捷是1942年发生的。在1946年1月19日，孙克刚先生写了这本《缅甸荡寇志》。孙克刚是孙立人将军的侄儿，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过这场战役而写了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记述的仁安羌大捷，对团长一个字都没有提，从头到尾都是师长指挥的，而这场战役是一个团打的，团长不见了，人间蒸发了。

你可以想像得到，如果是一个团打的仗，你硬要把团长完全消失掉，写成师长直接指挥营长、连长一直到哨兵，你就得编故事，否则圆不起来。因此，这本最早第一部有关远征军的著作，等于是远征军“圣经”的书，从源头就错了，从开始就被刻意扭曲了，自然会演绎出后来各种版本稀奇古怪的故事和说法了。

由于《缅甸荡寇志》的误导，过去几十年，各种有关仁安羌大捷的不实版本充斥坊间。这是大陆《军事历史》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扬威异域—仁安羌大捷亲历记》，作者是号称亲历战役的王楚英，其实此人根本没有参加过这场战斗。

王楚英自称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着有《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论述》、《远征印缅抗战》、《军碑一九四二》、《我所知道的孙立人将军》等书（文），其实他的这些资历都是不实的。

大陆学者章东磐先生，他在美国档案馆里面发掘了很多的二战历史照片并在各地展览。在他主编的《国家记忆》一书里特别提到了王楚英写的一部“皇皇巨著”，叫作《军碑一九四二》。章东磐先生说：“所有的分析与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本《军碑一九四二》不是从‘记忆的闸门’里流淌出的真故事、真历史，而是用别人的食材佐料拼凑起来，再把自己剁碎了煮进去的大碗杂烩……《军碑一九四二》这本著作，砖头一样重。这位自诩为当事人的作者，在书中大部分的事件中其实根本不在场，更遑论参与其中的决策与行动。这样的口述历史，哪怕他流传的范围再小，只要是有一本传下去，都可能贻害无穷。”

2007年大陆出版的《高一教科书（教师用书）》上说明仁安羌大捷的部分是这样写的：“4月16日，英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38师主力已到达乔克巴当，第113团孙继光部星夜赶到英军被围前线。经我军猛烈攻击，击溃敌主力，克复仁安羌，救出7000多名英军及被俘的英国士兵、美国传教士、记者等500多人。日军弃尸1200余具南逃，创造中国军队扬威于异国的纪录。”

113团团长不是孙继光而是刘放吾。这个错误在2014年后被修改过来了。

我再介绍一部2010年在大陆热播的45集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在中央、地方电视台一播再播，家喻户晓。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刘先生，好高兴哦，看到今天中国远征军故事大量宣传。”

作为电视连续剧我们不要太认真，但是这部电视连续剧影响的层面非常深、非常广。其中有一点我看了非常不自在，里面特别讲到仁安羌战役时英军的部分。演到当时英缅第一师师长斯高特，他怕如果抵抗，被日本包围俘虏后会受到日本军队的虐待，所以采取消极、不突围、不抵抗的态度，在电视连续剧里面呈现的是像个醉鬼只知道喝酒、非常消极地等待日本人来把他们俘虏去的场景。

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斯利姆将军在他的回忆录写过这样的一段：“在英缅师突围时，一些伤势严重的官兵们不得已被留在救护车上。一位年轻的炮手军官，自告奋勇地想回去看看他们的命运。在夜色的掩护下，他成功地回到了救护车停放的地点。救护车还在那，但里面的伤兵不是被（敌军）割了喉就是被刺死。”可以看看，被日本人俘虏去，或者是伤兵留在后面，他们的命运是多么的悲惨。日本人甚至舍不得用子弹打死他们，因为要省下这子弹打中国人、打英国人。所以，这些伤兵被割喉，被刺刀捅死，是多么的残忍！这和电视连续剧里面讲的不太一样。我们把这当电视剧看看、听听故事可以，千万不要当历史来看，历史不是这样的。

再给大家讲一下，英国老兵费兹派翠克，他写了一本《中国人救了英国人》。我给大家念一段：“一位年轻的医生，在我们启程前找到了我们，说愿意与部队同行。于是，这位叫Xavier的年轻人的陪伴，成了我们第一次享有的医疗服务。这位可怜的年轻人，身上没有配备任何医疗器具，却在腰际皮带上挂着一把左轮手枪，这不得不让我怀疑他的医术。……通常当医生陪同那些再也走不动的士兵落在部队后面时，我们会在继续前行时不久，听到后方传来两声急速的枪响。靠着那把0.45英寸口径的手枪，医生以最人道的方式治愈了伤病员们的痛苦。那两颗子弹，就是这位年轻医生可以给予这些病人的最仁慈的治疗。”

英国退役上尉費兹派翠克献给刘放吾将军及其子女的《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中国军队救了英国人）》》一书封面和内页

可见当时英国人不是不突围、不是消极抵抗，而是根本无力突围、无力抵抗，因为他们的精神力量已经完全崩溃！

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年清明节都会烧香、烧纸钱。我们小的时候也不懂，等大了后母亲才告诉我们，父亲是在祭拜那些当年他带出去却回不来的子弟兵。

后来我们去缅甸考察，发现二战之后英国在仰光建立的国家公墓，气势恢宏。整个大英国协在二战中在缅甸阵亡的将士，有遗骸的，没有遗骸的，都在那里得到了安息和祭奠。即便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也在战后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缅甸日军曾经作过战的地方，修建大量慰灵纪念碑，甚至连战马都受到供奉。

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和墓碑大多被铲平，以致中国在二战中用鲜血建成的功勋遗迹也被一一抹去。我们的父辈，中华民族的英雄，为国家牺牲生命，七十年来，竟落得客死他乡，魂归无处。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我们身为远征军的后人，面对此情此景，心中能无感慨？

2013年1月13日，缅甸仁安羌大捷纪念碑隆重揭幕！对我们的前辈先烈，我们做后代子孙的无论如何宣传、如何纪念、如何歌颂都不为过！

当这个纪念碑揭幕的时候，媒体的报导、电视台的报导、网络上的报导铺天盖地。我在想，真是因为这个纪念碑吗？真是因为这个战役吗？

纪念碑落成前9天，2013年1月4日，日本当时的副首相麻生到缅甸访问，专门去仰光日本人墓地祭拜日本军人的亡魂。一些旅缅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和亲人，年纪很大，在那边拿着白布抗议：“你们祭拜的这些亡魂都是刽子手，都是罪犯，他们当年杀死我们中国军人，你们来祭拜他们？！”媒体报导后，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幕，国仇家恨激起了全中国人心中的悲愤。

因此，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建立后，海内外各地中华民族同胞的激动兴奋，是全民族情绪的宣泄，我们中国也有今天！真的，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也为那些帮助我们一起在缅甸建碑的朋友们感到骄傲。

建碑完成后，四年前的今天，正值七七事变76周年，远征军仁安羌战役牺牲的202位战士忠魂终于回到了湖南衡阳的南岳衡山忠烈祠。

南岳衡山忠烈祠是1942年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日战争阵亡将士而建，但此次远征军魂兮归来是1949年后第一次国军官兵的亡灵入祀衡山忠烈祠，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世界日报》刊登新闻报道《仁安羌远征军英灵返乡 安葬湖南》

我有幸能够陪伴他们走完回乡的最后一程。从缅甸仁安羌到衡山忠烈祠，不能算是很遥远的路程，但我们的前辈先烈，整整走了71年！这里有祖国的风，祖国的云，同胞的关怀，家人的温馨。让我们的前辈先烈们，能够在风光明媚的衡山忠烈祠，永永远远长眠、安息。

我刚才谈到这场战役，谈到这些中国军队的英勇。我今天更要在这里给大家传达一个讯息。我说更伟大的是在这些英雄、这些军人身后的母亲和妻子，这些女人，他们更伟大！你想想看，母亲生下了孩子，送到战场上，不知道是生是死。作为妻子，她的丈夫在战场上打仗，成天担惊受怕，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还不知道回不回得来。

我母亲就是典型的例子。仁安羌战役结束之后，我父亲掩护第五军杜聿明部队撤退，卡萨战役之后被日军追击进了野人山，在5月30日的夜晚偷渡清得温江。渡江之前，我父亲发了两通电报出去。一通电报给军委会何应钦，一通电报发给师部孙立人：“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趁着黑夜，整团官兵泅泳渡过清得温江。清得温江是什么概念？清得温江是伊洛瓦底江的支流，江面非常宽广。趁着黑夜，一个团在日军炮艇的追击下整个偷渡横过清得温江。结果，渡江时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师部联络，后方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候母亲在都匀带着三个稚龄的小孩，听到刘团全军覆没，当场昏厥。难道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妻子的宿命？

刘放吾将军与夫人柳振如

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张题为“吾的家“的照片。这张照片我父亲一直留在身边，保存了数十年。照片上是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左右是我哥哥姐姐，母亲坐着，手上抱着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婴，胖胖嘟嘟非常可爱，他是我的二哥。照片下方有我父亲亲笔写的“吾远征缅印，如等留都匀”  （“吾”是指父亲刘放吾，“如”是指母亲柳振如）。父亲出征缅甸时，二哥正要出生；父亲远征回来，二哥已因病缺乏医疗而去世。父亲在缅甸仁安羌能够解救7000多英国军人的生命，却无法救回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他离开家的时候没有看到自己儿子的生，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儿子的死，留在身边的是一张黑白照片和一辈子永难磨灭的伤痛记忆。对我母亲来说，她所经历的是“丈夫的生离，孩子的死别”。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妻子的宿命。

刘放吾将军遗物中照片「吾的家」

我常常在想，我们在歌功颂德，讲中国军人多伟大的时候，你忘记了他身后的这些女人了吗？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母亲是怎么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拉拔长大的，我们都不敢去想。军人非常微薄的待遇，在那样的战乱时代，我们怎么过来的？

年纪越大，思念越深。所以我对这些做母亲的，做妻子的，感受特别深。我常常不是赞扬我父亲民族英雄、了不起怎么样，在他后面的妻子，看不到自己的亲人，不知道丈夫的生死存亡，还要把自己的小孩拉拔长大，这些女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而仁安羌战役数十年来，各种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所谓历史或者战史许多都是不实的，父亲看在眼里也只是摇头叹息。有人会问那您父亲为什么不跟长官去争？

因为我父亲从来就不是争功的人，其实也无从争起！这是我在中央研究院的档案资料里发现的一封当年父亲写给孙立人将军的信：

“……现职家中上有七旬余老母在堂，夙乏奉养，每以忠而忘孝以为搪塞之口实，午夜扪心，自深知于人子之职责多亏，心痛不已；下有妻儿数口，大者尚不盈十岁，正在求学之中；小者犹在怀抱，嗷嗷待哺，年来全赖几斗军米勉强维持生命以度活。今职若他拨之传闻属实，而职妻儿所恃以生存者一旦断绝，则际此国难严重物价高涨数百倍之今日，合家大小惟有束手以待毙而已。夙仰钧长素以仁慈为怀，苟一念及此势必不忍。因敢函恳钧长俯念职家中老母弱妻幼子等缕缕一线之生命，慈航普渡，仍准保留职之附员底缺，俾职之妻儿等免为他乡之饿莩，则洪恩大德，合家感戴无有已时，职今生纵不能报其万一，亦必率妻儿衔报于来世……”

这封信字字血泪，在当时的情况下，长官就是一切，能在底下讨口饭吃都不容易，还拿什么去跟长官争？

再说父亲也不会争，父亲去世后我在他遗下的日记中发现这么一段，是1953年11月9日夜父亲在高雄前往台北的火车上遇到当年仁安羌战役中也是当初第一线渡河的113团第一营营长杨振汉，两人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杨于谈话中似有后悔当年之骄傲幼稚，致将轰动中外之伟大辉煌战功无形抛弃，殊为可惜，至今思之尚有余恨。吾答以逝者已矣，尚何言哉？未死于野人山之原始森林中，甚幸！”

想想看这样“轰动中外之伟大辉煌战功”能够由得了团长或营长要抛弃就能抛弃的吗？父亲不愿讲战功被长官整个拿去而用“无形中抛弃”，可以看出父亲对长官的尊重。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这篇日记有一天会公诸于世。父亲生前从来没有批评过长官一句话，更不用说争功了。后来我在缅甸建碑完成后，站在501高地上，才真正感受到这些人经过了炮火和鲜血的洗礼，对很多事情都看得非常平淡。

在父亲生前，这段不实的战史因为逗不拢、乱七八糟各种稀奇古怪的版本和说法都有。父亲去世后，我由他的遗物中发现，这段历史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想总不能让我们后代子孙念的历史、以为的历史却是一个小说或者神话故事吧？

过去几十年间，我为了澄清这段历史，也遇到许许多多稀奇古怪和莫名其妙的事情，在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

孙立人将军诞辰110周年时有一本纪念文集，里面有一篇《仁安羌大捷》的文章，作者刘伟民。他们办活动我不会知道，他们出文集也不会请我投稿。这篇文章实际是把我过去写的书里的文字窜改后，断章取义，凑成一篇署上我的名字替孙立人将军歌功颂德的文章。

五年后，孙立人将军115岁冥诞，邀请了马“总统”和星云法师参加了纪念活动。国内外的中文报纸刊载了一大篇报导，其中，马“总统”讲仁安羌大捷是孙立人将军率领新38师、齐学启率领的113团替英军解围。因此在这篇报导里，团长在70多年后又被蒸发掉了。

我们再看看当天“总统”府发布的公告“…… 新编第三十八师113团刘放吾团长以不满一个团的八百官兵，在缅甸击败近四千余名的日军，成功解救仁安羌被困的英军、传教士及新闻媒体记者7千余人，创下震惊中外的「仁安羌大捷」，获得当时国际社会极大肯定……”

同一天报纸的报导跟“总统”府公告中的内容完全相反。报纸连“总统”讲的话，都能完全窜改，您们大家还会相信媒体吗？而一般人只会看报纸，不会去看“总统”府的公告。

黄埔建军90周年之际，“国防部”编印了一部《辉煌画志》，里面对于《仁安羌大捷》油画的注释说明里写道：“新编第38师在师长孙立人将军率领下，于19日重创十倍之敌，解救英军之围，是为扬威世界的「仁安羌大捷」。”照这样说，孙将军是以新38师一个师，打败了日军十个师，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联合报》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被遗忘的战士》有一篇文章叙述「孙立人阵地三失三得」：“……不过，第一批远征军开打初期，仍立下不少战功，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部警卫班班长李玉昆回忆，一九四二年四月，孙立人将军率一个团进入毒蚊、瘴气、蚂蟥遍布的战地，从早上四点打到下午三点，阵地三失三得，最后以不到一千兵力击退数倍兵力的日军三十三师团，解救七千多名仁安羌英军（仁安羌大捷），他还看到孙将军端着冲锋枪率军冲锋陷阵。”

仁安羌不是野人山，没有毒蚊、瘴气、蚂蟥。仁安羌是一个团在作战，师长端着冲锋枪在前线冲锋陷阵，可能吗？李玉昆是2013年建碑落成时我特意邀请到现场观礼的战役亲历者，今年已经98岁。他看到这本书后非常悲愤，他说他剩下的岁月已经不多了，只想过几天平静的日子，用他的名义编造这样不实的谎言，让他死后如何去见泉下的袍泽弟兄！

这样荒诞的内容出现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正式出版的刊物里，真的让人摇头叹息。

2012年9月，英国老兵费兹派翠克到华盛顿感谢刘放吾将军后人当年刘将军对他的救命之恩。中央社9月18日先发出标题为“英二战老兵感念刘放吾将军”报导，12个小时之后又发出题为“仁安羌孙立人率国军扬威国际”报导，替换了前面的那则新闻报导。当年，仁安羌大捷历史的记载里团长不见了；如今，70年后英国老兵谢恩，团长又不见了，不知道英国老兵莫名其妙去华盛顿感谢谁？

中央社对同一则新闻，在同一天的时间内，发出两则截然不同的报导，成了新闻中的奇闻。中央社的行为，已不能简单的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将整个新闻偷天换日，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我们再看看《世界日报》第二天的大标题：“仁安羌大捷英老兵谢恩——还原中国军队救人佳话，来美谢远征军团长刘放吾后人”，这篇报导的内容才是当天真实的场景。

英国退役上尉費兹派翠克夫妇专程来美向刘放吾将军后人致谢

见到英国老兵令我想起撒切尔夫人当年对我父亲说的那番话：“……想想看，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到了第三、第四代了，他们的性命都是您救的……”我就好奇地问他有几个孩子，老兵吞吞吐吐地说他前后有过两个太太，一共生了9个小孩，这是第二代。我一算，假定一个生两个，到了第三代就变成18个，到第四代就变成36个，总算下来就有64个。到今天已经到第五代、甚至第六代了。当年仁安羌解救7500余人，今天算起来该有超过100万人活在这个世上，而这些活着的人都是当年我们中国军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另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仁安羌大捷50周年（1992年）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到美国芝加哥特地会见了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已经93岁了。撒切尔夫人在大厅里，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她说：“老将军，我听到太多你的故事了，你当年不但解救了许多英国人的性命，也同时解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激与谢意。”

我父亲听了这番话，感动得眼眶中都是泪水。他说：“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责。英军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当友军遇到危难的时候，解救他们也是应该的。”

这段对话被《世界日报》记者原封不动地记录在当时的新闻报导中。

2014年9月21日，国内外的中文媒体刊出中央社的一篇文章《发不出的勋章：孙立人悬念一生》，那段撒切尔夫人与我父亲间的对话却被移花接木成了：“我听过很多关于新38师的英勇故事，当年你们不但救了7000多名英国人的性命，同时也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

这是有心人对历史的刻意扭曲，我非常介意，因为我就是在场的当事人，从头到尾，没有听到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所谓“我听过很多关于新38师的英勇故事”，更不曾提到师长孙立人。

这些年来，撒切尔夫人当年说的那段感恩的话语，和她谦恭地俯身紧握父亲双手的身影，经由媒体广泛的报导早已深入全国人心，家喻户晓。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位世界级的领袖，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向一位中国的将军面谢感恩，这是所有中国军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资产。实在容不得一个人或一群人，因为对孙立人将军的个人崇拜，经由巧妙的包装、植入，窜改这段历史。

其实孙将军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受到世人尊重，我们刘家的后人对孙将军也是非常尊敬。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之下，没有任何个人的恩怨，不是要和孙将军争功，只是为澄清这段历史，因为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让我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凭着他们的专业和努力，留给我们后代子孙一部真真实实的历史，而不是经过扭曲窜改过的神话故事。

要澄清这一段数十年来深植人心、根深蒂固的不实历史，不是我一个人办得到的。当你凭着良心努力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天都会帮助你。

人在做，天在看，上天会帮忙！

2013年1月13日是缅甸建碑的落成日子，我太太问我怎么会选择1月13日，我说难道你忌讳13这个数字吗？她说：“1月13日不就是113团吗！”我当时惊出一身冷汗，这个日子是我无法选择和刻意安排的。因为2013年1月初我们智库的几位高层访问缅甸，安排在1月11日与昂山素季会面，这个日子是早就定好，一天都不能更改的。12日我即飞往蒲甘，转道仁安羌主持13日的揭碑仪式。

缅甸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及祭文《魂兮归来》

还有，就是我哪里能料到在仁安羌揭碑前九天，麻生副首相会跑到缅甸去祭拜他们日本军人的亡魂，从而激发了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这些都不是我能安排的。

如果不是1963年在香港爆出“真假将军案”，《征信新闻报》刊出《光荣战史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报导，仁安羌大捷及113团和刘放吾团长的事迹可能就此永远埋没在历史的灰烬里。再到后来撒切尔夫人面谢感恩、2009年3月5日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播、《北京青年报》封面故事「我的团长刘放吾」的整版报导、2009年4月19日播出《小崔说事》“我的父亲是团长”节目（这是国民党抗战史实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直到后来英国老兵到华盛顿向我们刘家后人谢恩等等。历史的真相越来越清楚，这些都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办得到的。

《征信新闻报》新闻报道《光荣战史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

如果不是当年父亲保留了斯利姆将军的亲笔手令，还有战场虏获的日军旗帜以及他的日记，这些历史的真相又怎能轻易说得清？

一个好的医生可以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一个好的法官可以让一个冤案得雪，一个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可以把一段被扭曲或者是错误的历史澄清，对得起前辈和先烈也对得起后代子孙。这不但是立言，也是立德，更是千秋大业。

因此，我今天最后的结论是：历史的真相不会消失！因为世上永远都有一些：有良知、有勇气、有专业的历史学家，凭着他们的努力与执着，让历史的真相代代相传！

出席研讨会贵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