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世纪》杂志主编 沈飞德

1942年4月中旬，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在英缅军第一师官兵和眷属以及英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7500多人被日军围困于缅甸仁安羌油田地区，断粮断水，陷于绝境时，奉命飞兵相救，以不足一团兵力，在军力、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鏖战数昼夜，出奇制胜，一举击溃数倍于己的日寇强敌，解救盟军于危亡之中。

仁安羌一战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人缅作战中唯一的大捷，也是盟军于缅甸战场的第一次胜利，还是中国军队自清朝“鸦片战争”后在境外首次挫败敌军，史称“仁安羌大捷”。

为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暨仁安羌大捷70周年，2013年1月13日上午，本刊记者应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典礼筹备会荣誉主席刘伟民先生的邀请，与从美国、台湾、香港和祖国大陆各地前来的抗日将领后人、参与仁安羌大捷的幸存老兵李玉昆、抗战史研究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宗教界领袖、媒体记者等60余人，在当年仁安羌战役激战最惨烈、伤亡最重的501高地，共同见证了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的落成揭幕，祭奠抗日英灵。

中国远征军先后两次人缅，数十万将士转战沙场，与日军浴血奋战，有10万英灵长眠异域，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部不朽的抗日史诗。抗战胜利后，在缅甸曾建有数个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缅甸人炸毁了。由中国远征军新编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次子刘伟民发起建造的仁安羌纪念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人在缅甸也是在海外修建的第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该碑落成典礼隆重庄严，是海峡两岸三地首次共同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先烈的一场盛会，受到海内外媒体的空前关注，纷纷予以报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两个栏目摄制组，不但播新闻，还制作了专题节目。

为建碑刘伟民倾心倾力

刘伟民是经商有成的美籍华人企业家，他数十年来致力于收集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的史料，为还原仁安羌大捷的历史真相，撰写了《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一书，还不遗余力向世人宣传中国远征军为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牺牲和丰功伟绩，终使长期因特殊历史原因遭湮没的仁安羌大捷和这场战役的现场指挥官刘放吾将军留载青史，名扬海内外。记者早在1995年为刘伟民的著作在大陆出版担任特约编辑而与其结缘，印象深刻的是每次他谈起其父和仁安羌大捷，总是激动不已，表现了他对父亲和追随其父浴血沙场的远征军先辈的无限崇敬。记者在缅甸又一次感受到他的那份深埋内心、流淌血中的特殊情感，也使记者明白了他究竟为何要倾力在父辈为国流血牺牲的古战场修建纪念碑。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的落成，了却了家父刘放吾将军生前的心愿，更重要的是能让先烈长眠安息。”1月12日晚，在缅甸故都蒲甘来宾下榻酒店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年近七旬的刘伟民感慨地说。

仁安羌大捷中有202位官兵牺牲。刘伟民说，父亲生前从不提战功，却常说当年带出去的子弟兵，许多却永远再无法把他们带回来。看不到妻儿，见不到爹娘，这些年轻的生命，为国家为民族战死沙场，甚至尸骨无存，先父每次和儿女提及此事，都会感慨而唏嘘。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老人家心底里的那份辛酸和悲凉。

近年来令刘伟民倍感伤痛难忍的是，二战之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和墓碑大多被铲平，以致中国在二战中用鲜血建成的功勋遗迹也被一一抹去；而英国在仰光建立的国家公墓，气势恢宏，整个大英国协在二战中在缅甸阵亡的将士，有遗骸的，没有遗骸的，有名的，无名的，都在那里得到了安息和祭奠。即便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也在战后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缅甸日军曾经作过战的地方，修建大量慰灵纪念碑，甚至连战马都受到供奉。

“我们的父辈，中华民族的英雄，为国家牺牲生命，七十年来，竟落得客死他乡，魂归无处，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我们身为远征军的后人，面对此情此景，心中能无感慨?”这种油然而生的愤慨最后使他和刘家后人决定要尽一切所能去了却父亲最后的遗愿——修建仁安羌大捷纪念碑。

祭文《魂兮归来》撼人心魄

刘伟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仁安羌古战场建成这座纪念碑。当记者在当地学生演奏的迎宾曲声中，顶着烈日，来到501高地脚下，仰望矗立的纪念碑阳光中金光耀眼，熠熠生辉，不胜感慨。

纪念碑正北的碑名“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由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题写，东、南、西三面分别刻有仁安羌大捷战史、113团参战将士名录和刘伟民撰写的祭文《魂兮归来》等。据刘伟民介绍，纪念碑建成亦碑亦塔的形式，在于既符合当地风俗与佛教文化，也表达出筹建者的心意。所谓立碑，在为前辈先烈歌功颂德；所谓建塔，在为先辈先烈招魂安灵。塔高七层，寓意佛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碑塔建成坐南朝北，正是英灵归乡的方向。只要顺着碑塔的方向，先辈的忠魂就可以回到祖国，回到家乡。

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刘伟民首先代表大家，向现场唯一参与仁安羌大捷的幸存者、94岁的老兵李玉昆及参与此役的113团800多壮士致敬。他再一次深情地说：“建碑除了了却家父刘放吾将军生前的心愿，更重要的是，让父亲带出去战死沙场的200多位子弟兵，得以长眠安息。”他搀扶着李玉昆老人拾级缓步登上当年烽火连天的501高地，恭立纪念碑前，一起向抗日先烈默哀并献花致敬。当刘伟民站在纪念碑前，面朝英魂朝思暮想的故土，高声诵读由他用心血写就并镌刻在纪念碑上的祭文《魂兮归来》，一字一句，撼人心魄，令听者动容。

仪式结束后，刘伟民在纪念碑前接受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记者采访，讲到那些牺牲在仁安羌的先烈，总是不能自抑地眼红哽咽。他有一段话至今仍在记者耳边响起：“想想看，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前辈，他们也是爷娘的儿孙，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许多更是无名英雄，我们这些后辈今后无论如何宣传，如何纪念，如何歌颂都不为过!”

历史盛会来之不易

记者参加此次纪念活动，不仅被刘伟民的建碑事迹感动，也被参加典礼的国共两党抗战将领的后人与两岸远征军史学者专家的热情所感动。如此盛会，来之不易，从一个侧面昭示着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进步。

记得1995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辑出版文史馆馆员戴广德的回忆录《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与刘伟民著的《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两书，其中遇到的困难今天说来似乎不可思议。两书出版后，文史馆在市政协举办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暨出版座谈会。当时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尚没关注中国远征军，也没认识中国的抗战除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之外，还有一个攸关抗战胜负的海外战场，更谈不上给中国远征军在抗战史作用和其对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在上海很难在从事抗战史的学者中找到涉及或专注于中国远征军研究的学者。那时对国人来说，中国远征军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名字啊！但十几年来，中国远征军通过史学研究成果、文艺和影视作品，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成为民族记忆的重要内容。如今谈中国抗战，谁还不谈中国远征军；谈中国远征军，也不会忘了仁安羌大捷和战役的现场指挥官、113团团长刘放吾。

仁安羌大捷为何长期湮没史海？确切地说是为何长期在大陆不为人知？回国途经仰光，在候机时美国《世界日报》特派记者许惠敏女士与我聊起仁安羌大捷为何在很长时间里不被人提及，征询我的看法。我说仁安羌大捷早已记录在国民党的抗战史上了，蒋介石逃台后也无须去刻意隐瞒这段光荣史。这当中固然有孙立人被蒋介石软禁的因素，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大陆对国民党抗战作用和地位的认识、评介。

缅甸之行，收获很多，但也有遗憾！在整个活动中，我竟然没能见到一位我国驻缅大使馆的官员。尽管如此，我依旧希望继仁安羌大捷纪念碑之后，有更多纪念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或墓，在缅甸或国内修建。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祭文：魂兮归来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建成亦碑亦塔。
　　碑者，意在彰显中国军人抒忠赴难，浴血锋镝，攻歼奏捷，扬庥异域。
　　塔者，意在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让忠魂长眠安息。
　　塔高七层，寓意佛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碑塔坐南朝北，为英灵归乡之方向，矗立仁安羌古战场，正是当年伤亡最惨重的地方。
　　七十年前，我中华健儿，为国家，为民族，反侵略，反强权，抛妻棄子，背井离乡，义无反顾，迈向战场，不顾白髮爹娘倚闾而望，用青春的生命，救盟军於覆亡。
　　我一一三团八百壮士，伤亡过半，二百零二忠魂，捐躯沙场，尸骨无存，客死他乡，朝朝暮暮，不知魂归何方。
　　先父生前每念及此，心中无限悲凉。
　　我刘家后人深体先父心愿，多年以来，念兹在兹，不敢或忘。
　　今碑塔建成，愿我前辈英灵，沿碑塔之所向，魂归故国，重返梓乡，领家人之祭祀，享骨肉之蒸尝。
　　碑塔矗立，赋英雄尊严，昭前辈荣光。碑上英名无法周详，忠魂伟绩，必随此役，光耀千秋，史册辉煌。中华儿女，后代子孙，永远铭记，万世景仰。

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之子刘伟民敬志
公元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三日

（英）杰拉德：费茨派垂克

2012年9月18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当年仁安羌战役中被113团解救的英军中,目前唯一健在的老兵、退役上尉杰拉德·费茨派垂克(Captain Gerald Fitzpatrick)在和刘放吾将军后人联系后,于2012年9月16日,以93岁高龄,偕妻子专程赶到美国,向70年前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拯救过他及其余7000名英军同袍的恩人后人致上迟来的谢意。费茨派垂克向刘放吾将军的儿女追忆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大战,以亲身经历澄清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所谓“中国军队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的谬论。这篇回忆文章是中国抗战史上难得的珍贵文献资料，本刊首次予以全文发表，标题由编者所加。

1942年4月19日，我亲眼目睹了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军队。当时，我看到开来了多辆斯图贝克卡车，每辆车上都载着五、六十名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随后他们下车并穿过平墙河岸大片的平坦沙地，时间的安排不可能比这更好了。维克多•斯蒂文斯（Victor Stevens）和我（当时均为少尉）以及来自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K.O.Y.L.I.）的19名士兵尽管极度的疲惫和绝望，但仍然拔除了可以俯视宽阔的平墙河的日军重要据点。这次行动为中国军队迅速渡河并对盘踞在仁安羌镇的日军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就在同一个地方，两天前，日军俘虏了来自英国皇家恩尼斯基伦燧发枪手团（The Royal Inniskilling Fusiliers）的一个连的全部士兵。当时他们使用和中国士兵一样的方法渡河，不料却陷入了日军精心设计的包围圈。

小山上有座石头建筑物，从这个位置可以安心的观察中国军队的攻击过程。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如破竹，其效率和壮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战术完全适应当地油田崎岖的地形。我从全景角度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总体部署和行动过程。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中国军队训练有素、步调一致，令人震惊；三名指挥官身着军官制服，有别于其他士兵，每个指挥官按照预先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他们身边都跟着一个携带着不同的信号旗的旗手。士兵们根据指挥官身边负责传达命令和消息的司号手的指示，迅速加入各自单元并集结在旗帜后面，整个部队行动一致，没有丝毫延误。他们兵分三路，一路向西面的依洛瓦底江方向挺进，一路在中间，另一路通过公路进入我们的阵地。

当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敌方阵地的步枪和机枪火力立刻增强，这说明日军正在集结和加强兵力，显然是准备向我们的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阵地发起反击。随着中国军队蜂拥前进，战场上硝烟四起。这些非常有纪律性的部队，在进攻时像首美丽的诗篇，也像是壮丽的盛典。

随着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我们知道：和八天前东京玫瑰在西贡电台里叫嚣的恰恰相反，日本军队才是面临着“在缅甸中部战场被围歼”危险的一方。

中国军队开始出现伤亡，维克多•斯蒂文斯和我在石头建筑内搭建了一个救护站，尽我等所能处理和包扎战士的伤口，很多人的胳膊、腿和身体上都是枪眼。我不会说中文，中国人也不会说英语。维克多•斯蒂文斯将床单撕开，为受伤的中国士兵包扎。尽管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但中国士兵的面庞看起来就像上等瓷器一样精致，我感觉他们还要更加年轻。

夜幕降临不久，中国军队从原路撤退，他们悄然无声的渡过了平墙河并回到卡车上。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不到四个小时，却给日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日军伤亡惨重，他们歼灭英国军队的企图严重受挫。中国军队发动这种开放式的正面进攻，一定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中国军队进入阵地，完成进攻任务，然后撤退。英国军队当时缺乏粮食、水、弹药和药品，部队中疟疾和其他疾病肆虐。我，作为唯一的一名英国军官，和我的部下有幸目睹了这一幕罕见且壮观的攻势；像一个适合缅甸中部地形地貌的最完美的作战机器在运作，是如此的基本纯熟，简单有效，干净利落。的确，作为一名军官，我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目睹这场战役。

这次成功的拯救行动发生在4月19日，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早已抛弃了在缅甸的英国军队。据记载，他在4月1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传达了这样的讯息：“我认为日本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在缅甸长驱直入”，当时英国政府已停止向驻缅英军提供补给和增援。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得悉英军最高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Harold Alexander）在抵达缅甸的第二天，即1942年3月6日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他说“缅甸已经无法挽救”。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已经向丘吉尔做了汇报。丘吉尔的讯息被无耻的密封了三十年。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重创了日军在缅甸的迅速推进，以至于日军必须停下来等待后援，而英国的战史却刻意忽略了这次战役。中国军队打乱并延阻了日本军队精心准备的进军计划，为混乱不堪、忍饥挨饿的残余英国军队向北脱逃提供了仅有的一次机会。

亚历山大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刻意贬低了中国人的作用；在「亚历山大回忆录第七卷 – 缅甸」（第93页）他写道“中国军队从未赢得过一次对日战役”。但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已故刘放吾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113团的这场华丽壮观，犹如史诗般的仁安羌战役，我是重要的且仅存的见证者。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我一直在讲述这个故事，但却被历任首相和国防大臣一再否定。直到今年八月，我收到了已故刘放吾将军女儿刘伟华的来信。读完她的来信，我对我妻子派垂夏（Patricia）（当时她还没有读完这封信）说：“我们必须尽快和这位女士见面，不计任何成本！”我已经93岁了，所以必须加快行动步伐。我们在2012年9月16日抵达美国。在机场我第一次见到了刘伟华和她的弟弟刘伟民，我告诉他们，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次见面。见到了已故刘放吾将军的子女，我对此感到非常非常满意。仁安羌战役是痛苦的回忆，但我无法逃避！

杰拉德•费兹派翠克 ( 亲笔签名并注明当年部队番号） 上尉，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

GSO 3( 作战部参谋）HQ. B.A.O.R.，2012年9月23日